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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下令让所有的老百姓撤离该岛,并且改组了战俘营的管理班子。他让工兵重建集中营营地,以便使每个营地容纳的人数不超过五百人。卫兵们奉命随时准备开进任何一个有反联合国标语或有北朝鲜旗帜的战俘营中,并且可以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来消除这些标记。
共产党领导决定抵制我们分散他们力量的做法。他们秘密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原始武器,包括利用本来供他们烧饭用的汽油制成的莫洛托夫燃烧瓶。有一个战俘营,他们甚至在大门前挖掘了一条堑壕,决意在那里进行抵抗。范弗里特命令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前往巨济岛增援博特纳的部队。六月十日,他们开进了那些共产党领导人拒绝让其人员分编成小组以重新分配关押地点的集中营。联合国军部队使用催泪弹(使战俘秘密贮藏的汽油着了火)和步枪,有条不紊地平定了进行抵抗的集中营。一个半小时之后,抵抗终于停止。一百五十多名战俘被打死、打伤。一名美国人丧生,十三人受伤,兵营被大火烧毁。但是,从那以后,尽管暴力行动和违抗行为偶有发生,但战俘营还是被控制住了。非共产党俘虏被区分出来并分别安置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共产党分子则被分成若干大队,每队人数为五百或略少于五百,所以,后来发生的骚乱都很快被催泪弹所平息。
当停战谈判继续进行时,在各个集中营中还发生过一些其他的危险事件。但是,唯一的一次重大骚乱事件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发生在峰岩岛的事件。当时,死硬的共产党员战俘企图组织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结果造成八十五名战俘被打死,一百多名被打伤。这一行动发生不久,共产党分子准备的一份关于这次暴乱的手抄的总结落到我们手中。这份总结清楚地暴露了共产党人为达到宣传目的而不惜牺牲这些战俘生命的冷酷心肠。
“我们的战友,”总结写道,“决心光荣地死去……他们在战斗中失去的只是自己蒙受耻辱的生命。献出这些生命是为了获得解放和光荣的胜利……祖国朝鲜的儿子们和伟大的斯大林的光荣战士们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非人道的、兽性的、残忍的屠杀暴行,使世界和平的人民、祖国、党和一切民主国家发出了复仇的呼声。”
如果更早一点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是否能防止赤色分子得到这次宣传的机会,这一点令人怀疑。可以肯定,只要他们还能制造出亚洲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控诉美国人为杀人凶手,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因为在更无希望的斗争中流出更多的鲜血而缩手不干。然而,我确信,如能按我的指示迅速、果断地粉碎巨济岛上的反抗,本来是可以使赤色分子得不到有力的证据的,甚至会更快地实现停战。
不过,在朝鲜的作战现在已不再归我直接负责了,因为,五月十二日,我移交了指挥权,离开了远东。海军上将乔伊在最后提出一项共产党方面后来表示同意的建议之后,亦请求上面免除其进行谈判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达十六个多月,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和耐心。这样,五月二十二日,曾由我指派担任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小威廉·哈里逊中将接替了他。哈里逊是因蒂普卡努之战而闻名于世的第九位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的直系后裔。他担任谈判工作一直到签订停战协定为止。
这时,战场的情况变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颇为相似:挖掘了许多深深的掩体、堑壕,设置了防护铁丝网,警戒阵地绵亘不断,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警戒阵地上。
随着敌人加强其炮兵的力量并不断提高其炮兵的数量和效率,夺占可用以观察的制高点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沿警戒阵地进行的战斗常常打得很残酷,很顽强。七、八月间,由于暴雨的缘故,曾出现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平静。
但是,在此期间,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敌人就会发起猛烈进攻以夺占并固守我方警戒阵地,尤其是“铁三角”左右两角铁原和金化附近的警戒阵地。
现在,南朝鲜人占半数以上的联合国军几乎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坚守我方重要的警戒阵地,或者以反冲击重新夺回丢失的阵地,而且,在好几个地点,他们甚至插入中国军队防御纵深,夺占并据守一些制高点。在这些发生在警戒阵地上的战斗中,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
在中国人撤退之后,常常可以在战场上发现他们的好几百具尸体。深秋时节,敌人在东部地段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企图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但是,敌人刚刚取得突破就被击退,我防线随即又恢复了原先的态势。由于敌人仍然依靠其惯用的战术,所以又一次付出了重大伤亡。这种战术使部队不顾伤亡地向我阵地冲击,因而敌人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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