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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虫问：“改什么字？”

小黎黎说：“‘真’，把‘真’字改成‘珍’，珍珠的‘珍’，好不好？”

大头虫答：“好的，珍珠的‘珍’。”

小黎黎说：“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改这个字吗？”

大头虫答：“不知道。”

小黎黎问：“想知道吗？”

大头虫说：“因为……我不知道……”

其实，小黎黎所以改这个字是出于迷信。在铜镇甚至江南一带，民间有种说法：男人女相，连鬼都怕。意思是男人生女相，既阳又阴，阴阳相济，刚中带柔，极易造就一个男人变龙成虎，做人上人。因此，民间派生出各式各样指望阴阳相济的方式方法，包括取名字，有些望子成龙的父亲刻意给儿子取女人名，以期造就一个大男人。小黎黎想这样告诉他，又觉得不合适，犹豫一会，挂在嘴边的话又被犹豫回了肚里，最后只是敷衍地说：“行，那就这么定了，就叫金珍，珍珠的‘珍’。”

这时，省城C市的景象已依稀可见。

船靠码头后，小黎黎叫了辆黄包车走，却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水西门高级小学，找到校长。校长姓程，曾经是N大学附中的学生，小黎黎在N大学读书期间，包括后来留校教学的头些年，经常去附中讲课，程因为生性活泼，有地下班长之称，给小黎黎留下不浅的印象。中学毕业后，程的成绩本是可以升入大学部的，但他迷上了北伐军的制服和装备，扛着一杆枪来跟小黎黎作别。第二年的隆冬时节，程还是穿着一样的北伐军制服来见小黎黎，却已经没了枪，仔细看不单是枪没了，连扛枪的手都没了，袖管里空空的，像只死猫一样，瘪瘪地倒挂着，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可怕。小黎黎别扭地握着他仅有的一只手——左手，感觉到还是完整有力的，问他能不能写字，回答是会的。就这样，小黎黎把他介绍到刚落成的水西门高级小学吃了碗教书匠的饭，从而使后者日渐困难的生活转危为安。因为只有一只手，程在当老师期间就被人叫做一把手，如今当了校长，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了。就在几个月前，小黎黎还和老夫人曾到这里来避过战乱，住在一间以前是木工房的工棚里。这天，小黎黎见到一把手，说的第一句就是问：

“我住过的那间木工房还空着吗？”

“还是空着的，”一把手说，“只放了些篮球和皮球在那。”

小黎黎说：“那好，就把他安排在那儿住吧。”手指着大头虫。

一把手问：“他是谁？”

小黎黎说：“金珍，你的新学生。”

从这天起，大头虫就再也没人喊他大头虫的，喊的都是金珍。

金珍！

金珍！

金珍是大头虫在省城和以后一系列开始的开始，也是他在铜镇的结束和纪念。

随后几年的情况，小黎黎的长女容因易提供的说法是最具权威的。

在N大学，人们称容女士都叫先生，容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特独的经历。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据说，她年轻时有过一个恋人，是N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抗战爆发那年，作为C市抗日救国中心的N大学，几乎每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腾腾奔赴前线，其中就有容先生心爱的人。他从戎后，头几年与容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她，希望她耐心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得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为我们成婚之时！然后容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她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早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她自己组织家庭。

这就是容先生十几年身心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她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10年前，我去N大学采访时，她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厅里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开始的，照片上有五个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妇，是坐着的，后排站在中间的是容先生，二十来岁的样子，留着齐肩短发；左边是她弟弟，戴副眼镜；右边是她小妹，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才七八岁。照片摄于1936年夏天，当时容先生弟弟正准备去国外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