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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一家在加州度假尚未回来，总统和他手下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此时都不在。

弗兰克和我都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我们当时的处境就好像是接过一个其营长刚被撤职的士气低落的营；或者是一个因比赛输了球教练刚被解雇的球队；或者是一个高级职员不久前携款潜逃的一家公司。肯·阿德尔曼、玛丽贝尔·巴杰和卡卢奇的前军事助理格兰特·格林已经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帮助弗兰克处理接管事宜了。阿德尔曼的工作最难做：他要先把老的工作人员清理干净，然后才能回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去。卡卢奇和我要做的事情差不多是另起炉灶。

有一天，我正在琢磨我的电话是怎么装的，忽然听到一个略带鼻音的充满热情的声音。“他在里面吗？”突然，我的门口出现了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他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向前伸着手。“我是乔治·布什，”他说，“欢迎你来白宫。很高兴你和弗兰克都过来了。你们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班子。”这时的我，在思想上还把自己当作一名步兵将军，可是美国副总统却到我这里来祝贺我就任新职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受到俱乐部老板欢迎的得奖新手。我听说，副总统和我还要共用一个洗手间呢。今晚可得把这事对阿尔玛说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47年成立的。陆军部、海军部和另外两个军种也是在那一年合并成为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章程很简短，也不特别深奥：“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对内、对外和军事政策的协调方面为总统提供咨询。”讲得通俗一点儿，就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许多机构和个人都想让总统听从他们的意见，因此总统需要一个“裁判”，即一个不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机构，来客观全面地向他说明每个竞争者的观点和国家安全顾问自己的立场。一个好的顾问应当是一个诚实的掮客。亨利·基辛格使这个机构的权力达到了顶峰。那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比国务院的权力还大，直接从白宫西翼掌管对中国和苏联的政策。在他当上国务卿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还保留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以防止任何人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这个国务卿。

在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诺思这伙人的把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无法正常运转。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错。他们为总统工作，而他们的总统却不喜欢插足于他的那些权力很大的阁员之间，做出困难的抉择。他们为之工作的总统希望人质获释、孔特拉继续存在，但自己却不大操心具体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其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填补了一个权力真空，成了自己的进行小型战争的国防部、成了自己的实行自己的秘密外交的国务院、成了自己的从事隐蔽活动的中央情报局。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伊朗—孔特拉丑闻。

我上任头一天就打了我在这里的第一仗。卡卢奇向来讨厌与讲话稿打交道，于是便派我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参加一个高级助手会议，讨论为总统起草的一份有关防务预算的讲稿。推销这个讲稿的是总统的主要撰稿人——爱吵架的托尼·多兰。此人以前是专报调查性新闻的记者，获过普利策奖，现在是里根撰稿人中的极右派。我提出，这份讲稿是否过于尖刻了。多兰立即跳了起来，指着鼻子斥责我对文字上的事一窍不通，除了军人手册以外，对其他东西一概没有资格评论。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一个新来者进行的考验。我没有退让，但是这个地方的人比五角大楼总部的那些人还要难对付。

过了几天，在总统回来之后的一天，卡卢奇从我的门口探进头来说：“来吧，我们去向他汇报。”当时，约翰·托尔正领导一批人对伊朗—孔特拉事件进行调查。他在白宫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有关国家安全顾问或他手下的人向总统说了些什么、总统同意了些什么的任何记录。卡卢奇对我说，我的职责就是填补这个空白。他说：“你想说什么尽管说，但是你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对他说的话和他做的决定记下来。”

我们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正在听他的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汇报其他问题。我们来后，总统站起身来，亲切地笑着，向壁炉左边的安乐椅走去。他再次对于把我从德国调回来表示歉意。这时，副总统布什进来了，坐到了总统左边的安乐椅上。卡卢奇坐到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到该沙发的另一端。里根坐在我们对面的长沙发上。总统在开始讲话之前先说了一个笑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例行程序）。我的目光落在他的双脚，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穿皮鞋都会使鞋的面部出现一些皱褶，而他那双像镜子一样亮的鞋何以会一点儿皱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