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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　Dulles）拟定具体实施计划。时任情报局驻伯尔尼站长的杜勒斯从1942年起就开始和纳粹中希望建立一种分治和平的“现实主义者”不断接触，博取占领者的好感和信任。在法国，从“策反”警察局长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开始，招募潜伏人员为自由法国做准备。

1946年7月，前纳粹德国国防军将军兼西线情报局局长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　1902—1979）被解除监禁，已更名为中央情报组的原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给了盖伦最后一次选择合作的机会，盖伦接受了。这个前战犯随后建立起一个“潜伏”网络：盖伦组织。此后，活跃在网络周围的三百五十名前纳粹德国情报人员成为中情局安插在东欧和苏联的耳目，而盖伦一直到1968年都是中情局驻西德的负责人。在纽约大主教、后来更成为红衣大主教的佛朗西斯·斯佩尔曼（Francis　Spellman）的斡旋下，那些为了对教皇保罗十二世进行“神圣援助”而被派遣到拉丁美洲的纳粹、法西斯，和民族主义分子被捕后都成为中情局的情报人员，站到了共产主义的对面。同样，上世纪70年代，在中情局羽翼保护下的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20］）不但没有被玻利维亚遣送回法国，还由于其具有坚强的抵抗“能力”而被列入“秃鹰行动”名单中。这一由拉美所有独裁者一起发动并得到美国支持的史无前例的恐怖浪潮，最终导致成千上万无辜者丧生，并对法国、西班牙、甚至华盛顿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放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暂缓飞行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西方阵营遭到猛烈打击，斯大林主义“持续加压”，柏林被封锁，西欧面临苏联入侵的问题成为一个……烫手的事实。

杜鲁门对情报机构的秘密行动继续采取不闻不问的政策。中央情报组正式更名为中央情报局，并吸取二战的教训，决定在新的大战爆发时，依靠已经组织在册的抵抗力量发挥作用。在美国的友邦里，抵抗共产主义网络的潜伏人员在富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21］）的协同指挥下，经常瞒着各国政府展开秘密行动！

这些网络后来出现在1975年富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国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中情局前局长威廉·科尔比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其创建原因和形成过程。德国报章将德国的网络明确化为一个极右组织：德国青年团。它成立于1950年，三年后遭禁。其主要任务为，在苏联入侵时，负责消灭左翼领导人，并为此招募过超过一万八千名成员。

干扰本国政治生活，并令司法付出代价。在所有的潜伏网络中，要数意大利的“短剑”网络（GLADIO［22］）干得最出色。

“短剑”网络

自1943年起，美国人在意大利就好像在自己国家一样。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后来成为中情局反间谍头目的詹姆斯·约瑟斯·安格莱顿（James　Jesus　Angleton）亲自来到意大利，确保情报人员都站在美国的一边。1948年，意大利基督教民主派在国会选举中的获胜，被视为中情局和梵蒂冈虔诚地“手拉手”走到一起的战果。整个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都处在一个火药味道十足的时期，革命运动上演荷枪实弹的武装斗争，反对意大利情报机构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进入而实施的“高压政策”。

1978年，基督教民主党进步主义者领袖阿尔多·莫罗（Aldo　Moro）被红色旅绑架并杀害，事件震撼了意大利政治阶层，使得意大利民主政体摇摇欲坠。“短剑”网络也直接策划袭击行动，比如1980年发生在波兰火车站、造成几十人丧生的事件。

威尼斯法官菲里斯·卡松（Felice　Casson）和卡尔罗·马斯泰罗尼（Carlo　Mastelloni）负责对1973年发生在玛拉斐尔特的秘密军机坠毁事件和发生在加埃塔诺的汽车谋杀事件提出起诉。在收集证词和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在官方机构的背后，一个神秘的力量正控制着这个国家。部长会议主席朱利奥·安德列奥蒂（Giulio　Andreotti）1990年10月27日提到“短剑”网络时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恐惧，对与共产党情报机构（Kominform）相比，北约力量相对薄弱的担忧，都促使西欧国家开始思考一种非常规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