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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手中”，“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即文化不再通过权力和暴力，而是直接向历史显示了它的主导力量”，“社会的头脑阶层（也）不再需要暴力权威的支撑而可以独立地承担起自己的头脑使命”。——我以为他的这一分析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

当然，也不能忽略历史的其他因素与另一面：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为这样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并居于时代中心地位，这都是在当时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对软弱无力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历史机遇，使北大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甚至有可能宣布脱离中央###的管辖（这正是后来鲁迅给予高度评价的）；而蔡元培先生个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而且事实上，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也自始至终都承受着中央政府，以至军阀势力的巨大压力，在校园内部也存在着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前文所说的“独立”与“自由”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民间知识分子自由集合体的大学校园，仅存在于历史的一瞬间，北洋政府，特别是后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很快加强了对北大的控制，先是经济上的，以后是政治与组织上的，直到取消教授治校，实行党化教育，党派政治直接进入与影响学校教育，无论是教师、教授，还是学生之间，都发生严重分化，一部分教授与毕业学生，直接进入国家权力机构，成为国家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坚持民间立场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发生尖锐的矛盾；周作人曾发出感慨，说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是一致对外，支持学生的，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教授与北京的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些教授竟公开当了政府的“保镖”，所说的正是北大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分裂。以至于始终坚持民间独立批判立场（如前文说，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的鲁迅，三十年代回北京省亲，北大竟然已经不能接纳他了；鲁迅也在1933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并作出了“五四失精神”的严峻判断。蔡元培开拓的那一方精神自由的天地已不复存在，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影响全局的民间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运动，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北大的中心地位早已失去。留在人们记忆、口碑里的，每逢校庆就会被着意描述的“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早已是北大人的一个美丽的梦，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的象征。——今天我们纪念北大百周年校庆与蔡元培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必须清醒地意识并正视这一点。

1998年3月6日写毕于燕北园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我们要说的是发生在北京大学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参加过前年的北大一百周年校庆，那时讲了很多“老北大的故事”：主要讲五四时期，也就是北大最辉煌的那段时间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些故事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神化了。这也很自然：面对现实的北大许许多多的问题，人们谈论过去的辉煌，也就是对自己心目中的北大理想的一种追寻与坚守。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讲——不讲五四这一段，而是讲五四之后的老北大的故事。既然是讲故事，我姑妄讲之，大家就姑妄听之。——作为今天的北大学生，听听当年五四之后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或许是饶有兴味的。

五四时期北大的教师是分为两派的，即所谓“新派”和“旧派”；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指导下，两派相争也相互制约，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我们今天讲的是新派教授内部的不同选择，连蔡元培自己也卷入其中。而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的分化：北大在五四时期是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中心，北大教授的分歧，影响自不可低估。我们的讨论以鲁迅和胡适为中心，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人物，对青年学生都有重要影响，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一）

在讲他们的不同选择之前，我想先讲一下五四时期当年他们是怎样相处的；我们先来感受鲁迅与胡适。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论北大

先说鲁迅怎么会来到北大，这就需要说说他和蔡元培的关系。他们俩是绍兴的小同乡。据蔡元培回忆，他大概是1907年在德国留学时，第一次从他弟弟的通信中知道了周氏兄弟的名字，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蔡元培当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