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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显性化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钱包鼓起来的同时,却并不一定感到更富有,原因在于市场化发展后“什么都要钱了”。
金融市场必须加快发展
在原来由亲情和友情实现的隐性养老、隐性经济互助、隐性意外事件互保以及其它人际利益交换被市场取代、被“钱化”之后,人们的收入是增加了,钱也多了。但是,如果各类品种的保险、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不能够发展到位,那么,在中国人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充满不安。
道理很简单,原来大家都把注意力和经济收入投放在家庭、家族和朋友网络上,今天不记经济成本的互相帮助和相互援助,是对自己未来经济安全的投资,是在买人格化的保险,或是在放贷,这些为个人提供安全感。当这些经济活动被逐步市场化、“钱化”之后,人们在家族、朋友网内的这些投入会越来越少,亲情和友情更多的会以感情交流为主,而不是以经济利益交易为核心。那么,在这种时候,如果金融产品的丰富程度又有限,钱多了以后的中国人就会难以安排好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反而会对未来深感不安。这就好像在“打倒孔家店”后,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又没跟上,人们要么会惶惶不安,要么会重建“孔家店”。
从最近我跟杜俊林同学组织的调查中看到,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金融产品已日益丰富,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养老和投资品种越来越多,北京人的家庭已越来越定位在感情交流上,未来生活的保障功能正在进一步从血缘体系中淡出。相比之下,农村中国的金融很不发达,农村的家族结构虽然远没有过去那么牢靠,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也必然会在未来进一步解体,但是,虽然血缘体系所能提供的经济安全感在农村正在衰退,还好农村的家族形状还在,通过重新对家族网络的投资,农村人还多少能靠着亲戚得到一些经济互助和生活保障。可是,地区市和县城的人们对未来最没有安全感,在传统家族和现代金融市场中间,他们哪边都不靠,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基本都是近代城市化中进入城镇,已离开了自己的血缘家族网,所以他们不能靠家族、亲戚实现经济互助和安全保障;同时,那些县城和地区市又没有发达的现代金融。在两边都不靠的情况下,这些中小城市的人反而对未来生活最没有安全感。
一方面,市场化、“钱化”出来的钱的确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还很低,投资和理财的选择空间很小,只有少数有限的投资渠道。这两方面挤在一起,特别是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国有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各种资产价格扭曲和畸形资产泡沫层出不穷,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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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西方的兴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夺?(1)
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谈到之所以美国更有钱,“关键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很多读者看了以后有两类反应。第一,把未来的收入或财富证券化变现,无非是把未来的钱提前花,提前透支,这与以后花有什么区别?第二,虽然在美国能把未来收入流、把“死”资产作证券化变现,但这并不能让美国“更有钱”,因为钱的供应是由中央银行固定了的,证券化的过程无非是将投资者手中已有的钱转移到证券发行方的手中,这种支付转移并没有产生新的钱。
未来收入资本化之后
把未来的收入今天就资本化变现,其好处在哪里呢?不久前,笔者有幸跟年轻的创业家沈南鹏谈起这个问题,一说到这里他立即领悟到其中的意思。1999年他创办携程,2003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使他立即成为亿万富翁。通过上市变现的是携程未来多年的部分收入,所以他的钱不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钱。当然,有了这些通过证券化变现的“未来财富”之后,沈南鹏继而于2004年投资分众传媒、创建如家快捷连锁酒店等企业,其中,分众于2005年成功上市,如家快捷正在上市申请过程中。去年,他辞去携程的总裁和首席财务官职位,创办美国私人股权基金——红杉(Sequoia)在中国的分公司,开始更多的创投项目。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沈南鹏能够把它创办的携程的部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让他今天的“钱”就多了亿万,他在过去几年里能通过利用这些钱做新的投资,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也使他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相反地,如果他不能将携程和其他企业的收入流权利通过证券化、票据化交易变现,他的创业空间就要小得多。能否把未来的收入流作证券票据化,对企业的意义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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