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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客演讲与背后提台词的声音与画面。”人们还看到了维迪的“悲凉”，最后是以“星条旗永不落”收场。

尽管这次表演获得了成功，爱迪生最后还是放弃了“有声电影”的研究，转到了其他项目。他对此曾有一段解释：“在我的任务中，声与形的同步问题是其中最简单的。最困难的是使留声机放出的声音传到一定距离，而且不能把它放在放映机的视焦范围之内。让我来做个比较你就知道这是个多么困难的问题了——如果你站在留声机一米远的地方测定的音量为一百，那么到两米远的距离音量就是二十五了。”

这种方法不能成功，爱迪生又做其他的试验。这就是使用字幕。爱迪生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实验字幕的情况：“我们常常使用跑表在不同类型的观众中试验字幕效果，以使确定出一种合适的字幕延续时间，使人们都能看清字幕的内容。我们选择的对象有孩子、老人、职员、技工、商人、个体劳动者、家庭妇女等，对他们使用不同字数的字幕进行试验。最后发现，当我们一次打出七、八个单词时，许多人都不能得出连贯的印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启发。”

对于电影在教育方面的用途，爱迪生也作了探索。他写道：“对于摄像机在教育界如何发挥作用，我有过闪光的梦幻——它能够以生动的形象直接向人们传授他们应该了解的知识。

“打动我最厉害的思想，就是电影对于视觉教育所供献的一个新机会。我脑里没有想到一种新娱乐工业的基础，只想到创造一种训练上的新媒介物。我时常感觉到——这种思想今日感觉得厉害——我们公立学校制度上的教科书，异常地不适宜。

“我敢说，大部分的教科书，只有30％的效率——有些比这还要低。他们想要把世界上一件最密切最重要的事业标准化——这就是教育事业。他们不独从教育里面把人格的、个性的原素抛弃了，而且把他们所要教的材料的生命和本体的大部分都弃置了。我们期望我们的孩子们，借着教科书去了解、去溶化生命和工作的原素与实体。这都做不到。”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大部分为什么在供给世界今日的需要上失败了，你且去考查一下，我们给与教员的教科书怎样了，可是仅仅把教科书重编一下是不够的。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们负有一种新教育的债。我相信，一种完美的教育制度，能从生活的本体上，把教育的课程表现出来。“有两件事一天一天渐趋明显了，就是视觉教育和职业教育，两者是并行的。教科书绝对不能教我们的男女孩子们怎样去发展个人的天能，怎样得一个好的生活；那只有从生活的教育上着手，才能做到。要表现这种教育最有效力的方法，而且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用电影机。

“我这一生也许看不到了，可是我相信在十年之内，在我们的公立学校里面，电影将完全取教科书而代之。”

为了检验自己的这一理论是否正确。他招收了两个班的学生，年龄都在15岁以下，让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只接受电影课程。试验后，爱迪生坚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爱迪生搞研究可称得上全身投入，有时甚至顾不上对孩子的照管。爱迪生的6个孩子喜欢“巡警车”——美国制作活动电影的摄影大楼。对于他的所有的孩子们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去电影摄影大楼更有趣的了。

查尔斯特别喜欢去他父亲工作的地方，因此，他常和父亲一起去实验室。爱迪生从来不提前下班，由于查尔斯和他在一起。孩子在父亲办公桌上睡觉时，爱迪生拉一张桌子挡在他前面。有时当查尔斯想睡觉时，爱迪生叫他在地上睡觉。但是，他告诉他的儿子最好是在桌子底下睡觉，以便没有人踩着他。

当米娜·爱迪生听说儿子在桌子底下睡觉时，非常生气，因为实验室地上很脏。

爱迪生说，他发明活动电影以后的20年，后代人的大部分知识不是从书本上获得，而是依靠电影。他的话不完全正确，但是他最先知道，活动电影在将来大有用处。

为了垄断电影放映市场，爱迪生的专利公司雇用侦探企图抓住别的制片人并把他们送上法庭。因此，有些摄影师在拍摄影片过程中，为了避免被爱迪生的侦探逮住，不得不收起摄影机逃跑。如好莱坞的阿瑟·米勒，就向人谈起不得不收起摄影机逃跑以免被爱迪生的一名侦探逮住的情形。

当然，那些影片发行商人也很不满，他们不愿付专利公司索取的租金，其中一些人决定自己生产影片。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早期好莱坞制片厂的老板。最后，伊斯曼·柯达公司决定向不属于专利公司的制片人出售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