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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然而，多年来她没有在院校里获得一个永久的职位。这些年她艰难度日，因为她的工作处于不稳定状态。但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以及她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学，她最终得到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她现在还在那里，依然热爱教书。和我相比，她所在的系和学校给她提供了更大的社交团体。

我们来看看瓦努娜的生活轨迹：她是一个黑人，出生于工人家庭，18岁结婚，有4个孩子，从事多年的秘书工作，最后晋升为专业人士，这些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离婚后那几年，从37岁到47岁，尽管面临着经济困难，瓦努娜还是完成了硕士学业，继续获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又取得法学学位。她在自己曾经当秘书的那家大公司做了一名律师。然而不久，她又到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因为她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及时间。她与另外3个女律师成为这家公司的合股人，专门负责家庭和离婚方面的案子。虽然她喜欢这份工作，工作很认真，但瓦努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拒绝了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出差多或需要重新安置的工作机会。

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也就是她步入50岁时，家庭责任也相应地少了些，瓦努娜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虽然还喜欢法律诉讼案件，但她开始参加有关少数族裔、女性及法律方面的学术会议。2002年最后一次采访时，她告诉我她正要首次参加在欧洲举行的类似会议。

朱丽叶，大约比我和吉莉安小8岁，比瓦努娜小3岁，在追求高学位、通往高级职位上的道路上却是最一帆风顺，遇到的挫折也最少。但她的丈夫病逝后，她在自己的事业计划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虽说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凭着政治学博士学位，在一家私人基金会做一名资金筹备员，为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她热爱这份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社会激进主义运动发展而来的一些进步价值观付诸于实践。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很清闲，在时间和空间上允许她全身心抚养女儿，追求家庭生活。但对她来说，仅仅做家务是不够的。朱丽叶打算5年后她60岁时退休，她已经准备好做一份兼职工作。她正在修一些课程想成为合格的私人教练，已经在奥克兰的一家机构当自愿者，为有残疾的青年女性提供工作和私生活方面的咨询。

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过着可维持的生活，能够提供经济上的自立和心理上的认可，但这不是单身女性生活的全部。新单身女性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已婚女性可能不会为了事业上的机会就搬来搬去。但有事业心的单身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升级常常需要重新安置，从而牺牲了稳定的家庭，失去了朋友圈及维持满意的单身生活所必要的团体生活。在第五章我探讨了令人满意的工作是如何促进单身女性的独立，反过来这种独立又是如何促进接受单身生活的。

建立与下一代的联系（1）

明确地选择没有伴侣也要独自养育孩子则迈出了成为新单身女性关键的一步。很明显，和在要孩子问题摇摆不定的那些人相比，单身生活对于想要孩子但只有不错的同居关系的女性来说就更困难了。我们4人对养育孩子的事情经过了深思熟虑，没有摇摆不定，也没有放任自流。吉莉安选择不要孩子，寻找同下一代联系的不同方式；我选择做单身母亲；瓦努娜和朱丽叶选择在结婚前为孩子做好一切物质准备，两人都成了合格的单身母亲。瓦努娜、朱丽叶和我寻找抚养上的帮助，但不是寻求来自我们的大家庭、前夫或者新伴侣的帮助。瓦努娜把她的4个小孩子组成有效的家庭单元。朱丽叶和我是从亲密的朋友中获得支持的。

吉莉安，在整个二三十岁期间“就没想过”要孩子。但在1980年她40岁的时候，尽管采取了避孕措施，在一次随便的性关系之后她意外怀孕了。她很明白自己从来不想要孩子，于是她选择了堕胎，吉莉安强调不难做出这个决定。她很高兴堕胎现在合法化了，不像10年前她的一个朋友（在高级法院裁定堕胎合法之前）必须到国外去堕胎。另一件她觉得幸运的事是，她的母亲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从来不给她施加压力，并接受了她将不会有一个外孙的现实。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吉莉安希望她有兄弟姐妹，她更喜爱做一位姨妈。

在我追踪采访她的这些年（从她54岁到62岁），吉莉安与两个年轻女性渐渐地形成了家庭式的组合。一个癌症晚期的好朋友请求吉莉安做她两个女儿的监护人，当时两个孩子都二十多岁，吉莉安“诚惶诚恐地把这事给承担了下来”。她知道，不管怎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