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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带来的凝聚力

2003年5月，阿里巴巴一位员工到南方参加广交会，不幸染上SARS。电话打到了马云家里，马云当时刚从桐庐回来，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意识到“危机来了”。当天晚上与染上SARS的那位员工同一楼层的人员全部被隔离，第二天，马云做出了决定，让余下的员工在家里办公。家里有电脑的就去装上宽带，没有电脑的把办公室的电脑搬去，公司网络部门帮助大家迅速地跟电信部门联系把每户人家的电脑装起来，这些费用由公司出。

马云宣布如果不出任何意外一个礼拜后恢复正常上班，如果情况不好，在家办公可能无限期延长，必须在确保每个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保证网络畅通无阻。

对于这场危机，马云非常坦诚地说自己当时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最怕别人恐慌，投资者也很好奇，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杭州城里面总共才四个“非典”，其中一个“非典”是我们公司的，如果谣言四起，那就全乱了。

“非典”时期刚好是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时期，安排好了员工在家工作的事情之后，公司员工的恐慌情绪因工作繁忙而消减不少。他们的工作依然正常有序，阿里巴巴的客户并没有感觉到阿里巴巴出现了“非典”。

一位阿里巴巴的领导人这样描述当时情况：“当时技术被我们利用到这样一个程度，为了消除单身员工独处时的心理问题，我们甚至利用网络举行过好几次公司范围内的卡拉OK大奖赛。而彼此之间利用电子邮件和网络聊天工具的交流甚至比平时办公室里还要多。”马云也极其重视这种交流，并参与到其中来。

“非典”成为阿里巴巴一个高度凝聚人心的事件。在灾难面前，平时的一些“办公室政治”的萌芽已变得微不足道，往日的隔阂也消于无形。

在“非典”之前，阿里巴巴已经把被称为“六脉神剑”的公司价值观的旗帜树了起来，因此在“非典”中，所有员工都被“六脉神剑”所激励。这种激励让他们能够达到忘我的境地——甚至这种激励还延续到了“非典”之后。因而可以说，通过“非典”，阿里巴巴的价值观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阿里巴巴的一位顾问这样评价“非典”状态下的阿里巴巴：“这是一个GE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时刻。”他的意思是说，被称为世界第一公司的GE公司，曾经花费巨大代价传播它的价值观，想找到类似阿里巴巴感染“非典”这样一个时机，即在面临一个巨大挑战的情况下，把数以十万计的员工高度凝聚在同一使命感之下，而阿里巴巴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当然，最后不得不说到的一点是，与通常的喜剧片一样，阿里巴巴的这场战斗也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所有被隔离的员工最后都被证实没有染上“非典”，而那位被确诊患上“非典”的员工也很快康复了。阿里巴巴在一场没有伤亡的战斗中赢得了一切可以赢得的东西。

这次危机对于阿里巴巴来说不仅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财富。

3年前阿里巴巴遇到的“非典”，是价值观和企业文化之间冲击和碰撞的一次具体体现。我想说的是：在灾难来临时，文化产生的反弹力是很大的。正是因为阿里巴巴有同一个目标，才能产生极大的凝聚力，共同渡过难关。

为目标干活

马云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能在企业使命、价值观层面上充分发挥领导力，而不是简单地带领员工去实现目标、利润。

不要让你的同事为你干活，而（要）让我们的同事为我们的目标和理想干活。共同努力，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面，要比团结在你一个企业家底下容易得多。所以首先要说服大家认同共同的使命，而不是让大家为你干活。

所谓使命，就是所有人都认同的观点，马云的创业团队当初都是为了“做中国最好的企业”的使命感，才来到阿里巴巴，而不是纯粹为马云打工，这样的团队就比较容易凝聚。所以说，领导企业的使命、价值观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

20世纪9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如日中天，公司CEO郭思达（RobertoGoizueta）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可口可乐是一种信仰。”他指的不仅仅是公司的增长速度，还有公司的慈善事业以及以销售可口可乐为生的数百万小商人。这也是郭思达的继任者把可口可乐称为“全世界最神圣的企业”的原因。所以真正的赢家必须具备目标认同感；员工感到工作是正确有益的，才能产生极大的满足感，从而对企业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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