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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始皇之前，中国的正式中央王朝是周朝，尽管已经式微。上古三代，史无详载，但后世儒家编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将其描绘成政治理想国，什么“文武之治，一张一弛”，“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等，反正周王朝是纯正“封建”，据说是美得很。

但是，两千多年前，经济、交通十分落后，周王朝对统治区域的有效管理应该是个问题。把子侄、功臣分封到各地，起码在心理上有了统一管理的感觉。

到秦代，生产力已经有所发展，铁器也已经普遍使用。从秦统一后的一些重大决策可以看出，政治体制的变革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社会条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等，都是统一国家管理的基本条件。

李斯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体制创新者，尽管他个人的人格境界低了点儿（以后会有机会评价他）。他提出了对“子侄功臣”的政策，就是“以公赋税重赏赐之”，衣赋食税，结果是“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这个政策，应该说一直沿用到后世。“郡县”是资本，“赋税”是利息，把利息的一部分给子侄功臣，而不把资本交给他们，这是政治成熟的标志。可惜，这种成熟的进程到了这一层面就停止了。

后世，郡县制大致定矣，但“封建”多有反复，汉高祖得天下，也分封过功臣、子侄，后来在吕后帮助下剪除异姓王，与众臣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分封政策变成了只封刘氏子弟，结果刘姓王一样和中央闹对立，景帝削藩时还引发了皇族内战。

封与不封，在今天看来只是一个对待子弟功臣的政策待遇问题，但是在当时，则是一个政治体制和权力基础的构建问题，也是政治上必须马上回答的问题。

秦始皇与李斯不搞封建制而推行郡县制，是因为他们从周朝的衰落、从诸侯国之间不停的战争中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缺陷。刘邦初定天下，则不免事事反秦而行之，以为秦之亡与废封建有关系。后世的柳宗元看到了其间的差别，他在《封建论》里说：“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这个看法是公允的。

在秦，“有叛人而无叛吏”；在汉，“有叛国而无叛郡”。柳宗元看到了郡县制是帝国王朝稳定的基本制度。郡县制的核心是官员由中央任命，对中央负责；分封则刚开始还领中央的情，时间一长，就习以为常，像今天美国的州郡，基本自治，联邦政府的权力在各州有诸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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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防止民间武器拥有

收天下兵聚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杰于咸阳十二万户。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6～237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天下的兵器收缴上来，铸了十二个金人，这件事史书上言之凿凿，让人不能不信。但是我还是有疑问。

当时的战争，前后投入的兵力不下数百万，坑杀俘虏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如果一个士兵平均每人拥有金属武器一公斤，那“天下兵”至少得有一百万公斤，也就是一千吨。若铸十二个金人，一个平均要重八十多吨。

以当时的铸造技术而言，搞出八十吨的铸件绝无可能。事实可能是，确实铸了十二个金人，不过十二个金人所耗对于天下兵器来说，只是零头，此举多半只具有象征意义。收天下兵器，以当时的社会动员程度而言，也没有可能，还有一个情况不能不谈，在中国古代，一旦战争规模扩大，就会把大量农民卷入，农具即是兵器，请问谁能收起来？

“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是一个象征举措，他对于新政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表明新政权结束战争、开创和平生活的意志，所谓“铸剑为犁”是也。这对长期处于战乱之下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