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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的小说中的人物也不担负呼唤的责任。他们只是生活在他们的时代里，被时代压抑和决定，而又不甘心这种压抑和决定；被他们自我内心的冲突压抑和决定，而又不妥协于这种压抑和决定，他们恰好给了我想象中经历一次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虚拟旅程，我个人需要这样的旅程，我在这样的旅途中能够找到快乐，找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一次次心灵的皈依。

对“崇高”、“理想”、“价值”和“英雄”的质疑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一战结束后，被人类和人类文明在战争中的异端表现吓坏了的人们就开始质疑自身传统能量的前认定，甚至质疑科学这个人类桂冠产生的真正动因。哲学、宗教、文学和科学都参与了这场大质疑，这一质疑思潮到二战结束后更甚。普罗运动、工人运动和社区革命主义都以颠覆传统的“崇高理想”为宗旨，这当然也是一种权力再分配的诉求。这种人类对自身境遇的质疑和权力再分配的诉求表达着人类对自己理性生活的自觉要求，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都能找到，而且不会停止，会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下去。

邓一光（7）

传统文化从来就是过去时，承传是文明系统性的要求，任何一片森林都不会凭空生长出来，都能在其中找到初始的种子和根系，种子和根系导向的是生长，而不是回归，也不应该回归。人类从来没有也不会放弃对自己神性生活的要求，不是呼唤，而是人类无从割舍的神性生活的要求决定的，新的“崇高”、“理想”、“价值”和“英雄”会随着传统的“崇高”、“理想”、“价值”和“英雄”的质疑和坍塌而产生，这个我们已看到了，还会一直看下去，直到人类这一物种终结。

杨：您也塑造了不少非英雄的悲剧，如《远离稼穑》中的四爷，还有战争中的女性悲剧，如《大妈》中的范桑儿、《想起草原》中的小姨等。据我的阅读体会，您在择取战争中的人物角色时，采用的是一种人性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所有的人物无法逃避悲剧的命运。换句话说，您是在写战争的悲剧，从而表现一种深沉的厌战情绪和悲悯情怀。从这种意义上说，您的作品实际上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小说的一种消解。不知您是否同意这种理解？

邓：前面说过，我在我的小说中去做这么一次现实生活不可能出动和到达的旅程，这种旅程首先不是由观念决定的，而是我对现实生活有了疑问，历史资料说服不了我，我的理性思考也说服不了我，于是我凭借写作这一方式上路，去别的地方寻找那个答案。不是我反对什么或赞成什么，我去寻找反对或赞成它们的代言人，这个代言人成为我小说的人物，不是这样。

政治家认为战争是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需要，经济学家认为战争是新经济的动力，民粹主义认为战争是发扬民族自尊和发展人种质量的催化剂，如此种种，不同权利主张下的人以不同的话语解释着战争。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解释，有些问题是无法在国家语言民族语言文化语言这些语境中得到真实的抚慰的，那就是战争，是一部分人迫使其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是人类世界最无法被认定和自我把握的一种状态，甚至是人类制度中一个完整的杀戮或自我杀戮的主干。不知道是不是弗洛伊德说的，他说战争是一种集体犯罪，在和平年代，一个人杀了人是罪犯，但在战争中，杀人的人却是整个民族或国家的英雄。话题可能拉远了，但它很重要，这就是战争是人类悲剧命运的不可逃脱性的根本原因。

你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主流文学一直在单纯地宣扬战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单纯地宣扬战争中人的荣誉感和成就感，不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在还在这么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令人恐惧的。国家这么宣扬有国家的理由，军事家这么宣扬有军事家的理由，这个理由在于他们是国家或军事家，它的主张一定会建立在国家或军事家的战争观之上。但作家也站在国家战争观的立场上，在自己的文学中嗜血如花，丝毫没有警惕性和耻辱感，不讲道德和良知，连起码的真实也不讲了，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集体无意识现状了，而且几乎所有从事战争文学写作的中国作家都在大肆宣扬国家战争观，当代唯中国如是，这种情况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杨：儒家提倡“温柔敦厚”，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柔性文化。您的作品为当代文坛注入了阳刚和血性、雄浑和大气，这是否和您体内流淌着蒙古族的血液有关？　。　想看书来

邓一光（8）

邓：儒家文化是统治阶层文化，是汉民族文化，但汉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