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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商遭到淘汰。

但是在我们的会议上，总统对市场行情继续下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恶化表示关心。除了催促通过一些悬而未决的经济法案以外，我们基本上考虑了三个新的行动步骤：

1。第一是总统作一次“炉边谈话”，使全国消除疑虑，把行情的下降置于正确的地位，回顾一下经济的基本实力，拿现状与1929年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号召公众保持镇静和信心。但是正当一篇拟发表的谈话稿的准备工作在全面进行着时，这一步骤暂时又停了下来，决定只有在抛售完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才予以恢复。股票价格正在螺旋形地反复上升和下降。股票总数的不到2％，确实是由惊慌的或需要追加保证金的股票持有者卖掉的。因此，发表一篇全国性的电视讲话可能只会把他们的惊慌传给别人。总统通过不卷进去和保持镇定，希望帮助别人冷静下来，并且到时候把坚持下去的那98％的人的票面损失变为赢利。他决定，作为“低调”的代替办法，仅仅在6月7日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先发表一篇对经济形势的全面看法，恰如其分地对股票市场作一次非常简短的分析，作为回顾他的全部政纲的开端。

2。第二个可能采取的行动是：考虑定于星期二降低“应缴的保证金”——股票购买人赊购股票时必须交付的现金的百分数。除了修改一下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条例外，不需要制订什么立法就可把这项现款保证金从当时规定的70％降低到50％，这样就鼓励更多的投资人能够购买更多的股票。

经济顾问委员会赞同立即降低应缴的保证金，部分原因是以此表明总统的决心（虽然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特殊地位，总统只能要求而不能命令委员会去做任何事情）。但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缺乏信用贷款是市场上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别人则认为，任何紧急行动都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有严重的困难。与此相反，大约六星期后，应缴保证金悄悄地降低到50％。到了10月下旬，市场又开始繁荣起来，在5月恐慌的一年以后又回升到1961年12月的高度，并从那个高度上继续上升。

3。在5月29日的会议上考虑采用的第三个方案是，把所得税“暂时”削减五十至一百亿美元，这个在那年夏天余下的时间里一直考虑着的方案主要是同总的经济情况而不仅仅是同股票市场有关的。这个方案将应用于个人和公司，并将持续一年或更短的时间。经济顾问委员会是赞成这个方案的，除非经济情况好转。财政部长狄龙是反对这个方案的，除非经济情况恶化。总统则暂时未作决定，等着看看经济情况向哪一方向发展。一星期后计划再开一次会，而在整个夏天定期召开了几次类似的会议。

甚至在第一周内，压力就增加了。参议院民主党督导汉弗莱要求临时减税。商务部长霍奇斯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财政部长狄龙则在公开的听证会上向参议员伯德保证，没有打算作出任何这样的安排。总统因为内阁成员在他作出决定之前就公开使他在两方面承担义务而感到恼火，同时还因为报界推测他已经私下决定“暂时减税”而感到不快。

在6月6日的会议上，赫勒对经济情况感到更为悲观。他受到白宫外的顾问塞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的支持。这两个人使用的语言击中了总统的痛处。他们尽管没有预见到1962年将有一次新的衰退，却感到：

对可能出现一次所谓“肯尼迪衰退”的审慎估计，已经第一次不再是可忽视的了。……肯尼迪政府在经济上的首次进展可能不会超过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后一次历时二十五个月的恢复期。……美国为什么不能采取防止不必要的衰退所需要的主动行动呢？……只有及早实行减税似乎才能及时给予经济以它所需要的刺激。

6月底，塞缪尔森已经把1962年出现一次衰退的可能性从20％提高到50％。到7月中旬，塞缪尔森和索洛说，他们代表“政府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①断言，如果不实行暂时紧急减税，1962年的利润、生产、就业和总产值的损失将成为“正在形成的衰退”的特征。沃尔特·赫勒担心在“融雪以前”出现下跌的趋势（在他的出生地明尼苏达州，雪融得迟些）。洛克菲勒和劳工，商会和美国人争取行动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的经济学术顾问，都极力主张在1962年实行减税，虽然他们对减税的方式却分歧很大。

①虽然并不代表加尔布雷思，他在海外继续向总统提出意见，阐明增加公共开支的好处。

但是在那年夏天我们的每次会议上，道格拉斯·狄龙和别人都提出了与此相反的有说服力的主张。如同总统描述的那样，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