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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来监督所有外事机构。他放弃了由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象公司董事会那样集体作出决定的惯例。他废除了白宫班子的会议和每周的内阁会议的做法。他废除了白宫班子的金字塔式结构，还废除了总统助理谢尔曼·亚当斯式的职务、白宫班子秘书、内阁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等。所有这些，在肯尼迪看来都不过是在总统和负责官员之间没有必要地强加上的一些文牍工作和机构。他废除了几十个部际委员会，那些机构的专职是就一些过时的问题提出成批的建议。他对那些冲淡和分散了他的权力的组织体系图和指挥系统是不大重视的。他对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建议并不感觉兴趣，因为这些建议把达成最低限度妥协的选择方案都窒息了。

相反地，他依靠非正式的会议和直接的联系——依靠总统个人的白宫工作班子、预算局和特别工作小组来为他的决策进行调查和说明问题——依靠总统的特使和总统经常的电话联系和备忘录——依靠把自己人安排在各个战略据点上。特别是在1961年，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安全事务上，他把直接负责的或者具有第一手材料的低级官员或专家召到白宫去商谈或打电话给他们。当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问题时，肯尼迪说，“总统不能管理一个部门”，但是他至少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政府中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让公文在办公桌上搁的时间太长了。……总统的作用之一就是设法使公文运转得快一点。否则天塌下来的时候，你也只好等着。

有个记者把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在取得协调动作方面的方法比作橄榄球和篮球之间的差异。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靠定期的战术磋商和严格的分工，而在肯尼迪的政府中，则所有的成员都在不断地行动。

肯尼迪也召开战术磋商会议，但是仅仅在必要时才召开，而且也只请必要的人参加会，即那些他需要听取其正式观点的人，或那些他希望听取其非正式意见的人。对此，他根本不拘礼节，也不问是否有此先例。虽然与会者由于议题不同而经常更动，但并不是随便凑合的。在召开讨论对外政策的会议上，麦乔治·邦迪负责确保不漏掉一个有关的负责官员，不漏掉一个有关的观点。而在召开讨论内政事务的会议上，我则力图做到这一点。例如，如果沃尔特·赫勒和乔治·鲍尔希望就国际收支问题与总统会晤，我就设法保证狄龙接到参加会议的邀请。总统本人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他坚持非但和各部首脑接触也和他们的下属接触一事，使他决不至于得不到中肯的意见或批评，而在关键性的最初几个月中，他和他的内阁成员都改进了使用各种渠道和使各种决定密切配合的能力。但是肯尼迪始终没有改变他的看法；即任何规模大于其必要性的会议，其灵活性和机密程度都比较小，而且也不那么易于解决问题。

因此，除了少数例外，他召集内阁会议仅仅是因为“我想我们应该开一次会了——自从上次会议以后，已经过了几星期了”。并且，除了难得的几次以外，这种会议总使他感到厌烦。在这种会议上，他不象过去罗斯福总统那样，去同内阁成员们谈笑，征求他们在政治上的意见，建议他们自动提出各种问题来，或者在讨论时请他们一个个发表意见。肯尼迪在这种场合是难得想这样做的。

在肯尼迪的内阁会议上，没有作出过任何重要的决定，也没有认真讨论过几项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在外交事务方面。内阁作为一个整体召开会议，大半是作为一种象征，它仅仅是提供情况，而不是讨论磋商，是帮助促进各种联络渠道的畅通，是帮助保持内阁成员的团结精神并避免使肯尼迪受到废除内阁的指责。在会上，没有高级辩论，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的说明，也没有预先分发的文件。

肯尼迪主要依靠他的内阁成员，而并不依靠作为一个组织的内阁。与此相反，他认为……内阁全体会议……是没有必要的，难免浪费时间。……内阁官员处理的所有这些问题全是非常专门的。我每星期都会见全体内阁官员，但是我们不召开全体会议。花一个上午讨论邮政局的预算，却缠住了农业部长弗里曼，这实在是没有多大益处的，农业部长有他自己的职责。……如果问题牵涉到劳工管理，那末对我来说，与商业部长霍奇斯和劳工部长戈德堡会商会更好些。我认为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内阁比过去任何内阁都重要，可是内阁会议却并不重要。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型的正式会议也和这种情况差不太多，它们专门处理外交事务。麦乔治·邦迪总准备一份比较有意义的议事日程，事先还分发文件，总统对这样的会议总比较感兴趣点。他主持这种会议是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