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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列为公众人物那一类，我觉得这样容易受到质疑。”并且补充说他赔了那笔投资，而且绝对没有从那次损失中索取任何税务上的好处。“我本以为这是最大限度减少税收的方法，”克里说道，他不记得很多交易细节。“结果不是，那是一次非常残酷的教训。”

克里和负责审查他各项交易的助手说，作为马萨诸塞州选举出来的官员和议员候选人，他公开了所有的程序。但是《波士顿环球报》得到的记录显示，那场错综复杂的计划中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公开。

1983年12月13日，克里用他在一个叫做皮博迪日用品贸易公司的2470份股份抵押给同一天与赛特尔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的一张238　527。40美元的期票。两家公司都是在开曼斯注册，那里严格的保密制度掩盖了公司所有者的利益。

克里从来没有披露他在皮博迪公司持有的股份或者在赛特尔公司欠下的债务。他没有就《波士顿环球报》出示的文件的真实性进行辩护，但却驳斥说这些文件是毫无意义的“文书”，不能反映出真实财产、实际债务或是交易中的责任。“我没有抵押，什么抵押都没有。”克里说，“这是文字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会计说很麻烦。”克里说他当时不知道这些公司是在开曼斯创建的，而且如果他知道的话，他“本来会反对的”。然而，在这份克里签名的抵押合同上，第一行就写着赛特尔公司遵循“开曼斯群岛的法律准则”。在克里活动的两年中，美国国税局开始对逃税进行制裁，有一些涉及赛特尔及其子公司。一些赛特尔的投资者遭到了过度惩罚。

1984年春天，在悄悄处理好自己的逃税问题后，候选人克里猛烈抨击不公平的制度。“你们需要大幅度检查税收结构，”　5月6日克里在一家波士顿电台上对记者说道，“你们需要弥补那些无用的不安全漏洞。”

随着9月18日预选的临近，香农得到了大部分工会、报纸以及政府官员的认同。

与此同时，克里得到了一些主要的市长的支持，包括福尔河的卡尔顿·维维罗斯和新贝德福德市的布赖恩·劳勒。不过，最重要的支持者是他的新家并且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波士顿的市长雷·弗林。克里在和朱莉娅离婚后，于1983年来到这座城市里高级的巴克湾住宅区。但是，在这里拉帮结派的民主政治中，他并不是很有名。所以，弗林——这位码头工人的儿子，也是工人组织的领袖——成为他非常难得的有力支持者。“由于他在越南的经历——战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很敬重他。”弗林说，“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但却去参军。通常是穷人的孩子才去打仗。”

弗林后来成为美国驻梵蒂冈的大使，他当时不遗余力地支持克里。“我的伙伴们都支持香农。因为我支持克里，所以他们都讨好我。”他回忆道。一些人警告他说，与克里结盟对弗林未来的选举不利。“当时很明显，”弗林回忆道，“因为我不支持詹姆斯·香农，蒂普·奥尼尔就给我打电话。这都让我很心烦。美国议员乔·莫克利也一样。”弗林想起来南波士顿的邻居，“似乎工人组织和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不喜欢约翰·克里。”

但是，弗林帮助克里迈进了波士顿高高的门槛，从而报答了克里早期对他的支持。劳动节那天，距离预选还有15天的时候，弗林在波士顿百乐大厦饭店一年一度的早餐会上把克里介绍给了工会的领袖们。他带克里到各式各样的工会大楼，陪他去城里一些有名的沙龙——亚当斯村的爱尔兰酒吧、南区的J。J。福利酒吧——还有长达四英里的多尔切斯特大道旁边的很多爱尔兰酒吧。这条街穿过城里人口最密集的工人住宅区。“星期五下午4：00到爱尔兰酒吧，人们这时候都来这儿喝酒。这样，克里到人们实际生活的地方和人们打成一片的消息不胫而走。”弗林说。或许更重要的是，弗林的大型政治组织成为克里在波士顿的庞大军队。在波士顿劳动工人中仍然能够拉选票。在帮助克里的人中间，还有一位是弗林的主要行政助手和政策专家雷蒙德·C。杜利。在克里以后的竞选活动中，杜利还将会发挥他的作用。

实际上，克里在每一次民意调查中都遥遥领先，直到最后几天香农才开始逼近。不过，在预选前11天，《波士顿环球报》热情洋溢地赞扬了香农，提到这位候选人“远比他那草率、没有中心的竞选活动要高明得多”。

石蕊测试自由主义者石蕊测试自由主义者（4）

社论赞扬了克里在斗争中以及随后而来的反对中所表现的勇气，并拐弯抹角地对他褒扬一番。“毫无疑问克里口才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