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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洋！”

很多人都会问，中国历史为什么选择了袁世凯而不选择孙中山？这是具体而微的问题，必须分析双方的力量、制度和人望等因素，考虑哪一方更适应中国的国情；北洋是从淮军系统演变而来，到了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正式形成的一个具有家族性质的政治利益团体，结构相对紧密，以袁世凯为核心。且在晚清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时期，北洋集团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行政资源，并且以北洋为代表的晚清官僚们也在这场注定失败的改革中累积了大量的近代政府运作的经验。

而以同盟会为代表的众多反清会党团体本身并未超脱中国传统会社组织形式，其结构的松散程度导致了内部山头林立，各个组织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而且尽管孙中山相对来说知名度比较高，但事实上在反清会党群体内部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缺乏足够的领导威信和能力。并且会党人员空有革命热情但是实际的行政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相对北洋诸人来说都普遍偏低。

应该说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贡献是孙中山无法相比的。

军事上，袁世凯创建的新军标志着中国军队从传统中世纪封建组织结构转变为近代化的军事组织力量，其表现在袁世凯在创建新军的过程中培养了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代表的大量近代军事人才，而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近代的政治走向。

行政上，袁世凯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创办了巡警局以及巡警学堂开创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开端。并且在联军交换天津期间用巡警替代军队有效的伸张了国家的主权。而且在晚清宪政改革中极力施行新政，彻底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开启民智，袁世凯在担任北洋大臣以及总理大臣过程中大量创办了新式学堂，并且大批派遣留学生出国，可以说晚清时期派遣的留学生数量之多唯有半个世纪后新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可以媲美。当然不能说这里面全是袁世凯的功劳，但和袁世凯为首的开明官僚的大力提倡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而孙中山对比之下则显得革命热情有余，实干不足，在国际与国内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可以说在一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孙中山相比袁世凯是缺乏影响力的。而且对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实际贡献来说，孙中山和袁世凯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国际上的影响力，袁世凯自从担任北洋大臣以来，一直通过身边的幕僚蔡廷干与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里循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在莫里循对晚清新政的一系列报道中对袁世凯诸多溢美之词，使得袁世凯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比孙中山要大的多。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以莫里循为首的西方记者无一不把拯救中国时局的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从而也使得列强在选择支持对象方面偏重于袁世凯而忽略了孙中山。

孙中山虽然在日本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与支持者但是由于缺乏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与国际舆论的影响使得列强在考虑是否支持以他为首的南方临时政府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由于列强的举棋不定导致了南方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从而大大影响了战局，而战事的失利也使得列强转而支持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政府。

最后，中国的传统性的社会选择习惯使得袁世凯脱颖而出袁世凯无论从其出身已经政治经历都符合中国当时传统社会的道德认知与政治习惯，使得他得到了当时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士绅阶层的认同与支持。孙中山虽然有革命激情和理想，但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主要精英阶层在经历了70余年的开国之后并未由传统的士绅转变为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会党并不能得到当时占据中国各个方面主导地位的传统力量的认可，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时社会底层依然以为革命党是为了反清复明，给崇祯报仇，以及大批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纷纷被传统官僚所取代的原因。

徐天宝问丁开嶂道：“把旧天下打烂容易，可如何建立一个新天下，同盟会现在可有长远打算？”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丁开嶂有些激动地说道：“这就是我们的纲领。”

“驱除鞑虏？哪些人是鞑虏？将他们往哪里驱？满洲、蒙古、回疆，是不是我中华国土？再说平均地权，土地都有主人，如何平均？如何让田地多的人主动愿意把田地分给别人？”徐天宝问道

丁开嶂一时无言以对，到最后，丁开嶂只能摇了摇头，说道：“认识事物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等徐老板你经历了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