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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为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母亲挣扎着活下来了。

父亲生前没给家里带来多少欢乐，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阴影仍笼罩着我们。父亲的死，成了当年县城最热闹的新闻，他的故事被添油加醋，编成民谣，在各类大小宴会上传为笑料。一些人在开玩笑时，动不动就说：我要炸死你！当时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年仅16岁的姐姐招工进了医院，刚上班那阵，姐姐受尽了欺负与白眼，常常回家向母亲哭诉，说着说着，母女俩就抱头痛哭。万般无奈，母亲便挨门挨户到姐姐的同事家赔笑脸，说好话，最后，弄得那些最刻薄的人也不忍心起来。

这时哥哥也在医院的食堂上班（还在试用期），他的精神本来还不很稳定，父亲惨死的打击，少数人肆意的嘲弄与欺凌，使哥哥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不愿意再上班了。母亲很焦急，惟恐哥哥被医院辞退，一次次地去医院为他说情，有时，母亲还挤出时间去医院洗碗、做饭，替哥哥干活。然而，试用期满后，哥哥还是被医院辞退了。

失去了工作的哥哥，渐渐变得有点狂乱。有一次，他竟然砸烂了家中唯一算得上高档商品的电视机，又逐个将家中成员痛打一顿，最后竟将母亲也打倒在地，头上起了好大一个包。

不久，哥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从此，可怜的母亲，每逢休息日，便匆匆赶往几十里路之外的精神病院探望儿子。艰辛的母亲愈加艰辛。

母亲在磨难中日渐苍老，年少的我则在磨难中过早成熟。我读书一直很努力，极少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乐，因为我知道，我只有倾注全部精力于学业，才有可能出人头地，才有可能报答我受苦受难的妈妈。

但父亲不祥的影子一直困扰着我，每次听到或看到父亲这两个字眼，我的心总觉得被隐隐撞痛。记得有一次，学校要集资办学，要求学生家长单位捐款，当时同学们都围在报名处，忽然听到老师叫我的名字：“你父亲是哪个单位？”我垂下头：“死了。”我没敢看周围的同学们，但我知道他们的眼睛里全是同情和怜悯。我哭了。那一刻，我恨极了我的父亲。

我在忧郁和苦闷中挣扎。15岁，我得了严重的失眠症，终日神不守舍精神恍惚，去省城医院求治，医生诊断为偏执型强迫性抑郁症。那段时间，母亲怕加重我的心理压力，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却心急如焚，惟恐我步哥哥的后尘。她多次带我去省城治疗，耗尽了财力和精力。那时，我才知道，多少年来，母亲她也一直在靠安眠药维持正常睡眠。

还算庆幸的是，虽然我的精神状况一直不是太好，但最终我还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

我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天，妈妈的脸上绽露了一丝难得的笑容。

那些漫长而苦难的日子，终于随着我们的成长如潮水般渐渐退去。

20岁那年，我进了一家机关上班。阅尽许多人和事之后，我终于走出了少年时代苦难的沼泽地。

如今，母亲退休几年了。她所在的卫生院效益不好，退休金只有200多元，为了每月只有90元生活费的我哥哥，为了减轻我的经济与心理负担，年近60的母亲拖着因长期紧张与劳顿而落下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的躯体，又去了30里路外的一家诊所打工。因放心不下生活还是不能自理的哥哥，母亲便早出晚归，疲惫地来回奔波。

太多的苦楚使我一直怨恨着父亲，但苦难最深重的母亲却从来没对父亲有过怨言，好多年我总是固执地不愿为父亲上坟，母亲总一个劲地敦促我：“孩子，去吧，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啊！”直到今天，她依然保存着父亲生前的衣服，保存着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情感和记忆。

但我还是不能原谅父亲，每当我看到面色苍白头发干枯的母亲，为生活奔波踽踽独行的身影；每当我面临哥哥的痴狂——他将成为母亲终生的负累，而且还将是我必须继承的负累。我不恨父亲我恨谁？

不久前，我偶遇父亲的一位生前挚友，一所高等学府的宣传部长。他静静地听完我对父亲毫不隐讳的尖锐批评，叹了一口气，说：“我和你父亲都是悲哀的一代。”我愣住了，痛惜地看着那张被酒精毒害了的苍老而枯槁的脸。他是父亲同年北大新闻系的毕业生，也遭受了那场政治风波毫不留情的洗劫，和父亲一样，虚掷了生命中最为灿烂的时光。在困顿中，他选择了一个乡下姑娘，至今因没有文化而无法找到稳定职业。多少年来，这位北大的高材生一直靠喝酒来麻醉与发泄，迷迷糊糊打发着光阴。

那一刻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该恨谁了。他和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