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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法子做大GDP和财政收入的大数字，却对部门小金库视而不见，见而不问，问而不责，岂料小金库里放的都是大资金，大范围大数额的腐败窝案、窜案由此而生。年年出台廉政建设大举措，却怎么也堵不住一张小嘴巴，全国每年都要吃掉两三千个亿的大公款。处处建设大水利，大钢铁，大油田，却封不了遍地开花的小煤窑，大矿难才总是层出不穷。

心中惟大的直接表现是自我膨胀，盲目大化自己。殊不知再膨胀、再大化，也膨胀不到哪里去，大化不到哪里去。茫茫宇宙，偌大的太阳原是微尘一粒，地球连微尘都算不上，地球上的人类就什么都不是了。膨胀和大化唯一的效果只能闹些笑话，留些笑柄。大鸣大放背后是大骗局大荒唐大闹剧，紧随大跃进的是大倒退大饥荒大死亡，文化大革命制造出来的是大动乱大危机大灾难。天天高喊实现全人类的大解放，我看还不如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情，让小百姓得点小恩小惠。

巧的是我现在所从事的小说创作，也带着一个小字。有些大学请我去搞文学讲座，要我谈创作体会，我说过三句话：诗歌要歌，散文要散，小说要小。小说不是大说，不是大言炎炎。这不是指的人物和题材，小说当然可以写大人物大题材，但一定要从小处着笔，因为大人物也是人，大题材需小细节来支撑。作者的心态也要小，不要动不动就摆大作家的架子，总想着做读者的灵魂工程师，好为人师，时刻不忘自己是大作家的人很多。搞笑的是，觉得自己那莫名其妙的所谓小说就是大作品的，偏偏被读者小看，弃之如敝屣。何况文学不是大众消费品，一本小说能发行到三四万册已属畅销书。这与中国十三亿人口相比较，是个什么概念，谁都明白。业内人士知道，如今绝大多数作家的书出版社压根不敢出版，就是硬着头皮印个三五千册，也无人问津，惨遭退货。我的意思是文学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不读文学作品是饿不死人的，相反若全国人民都去读同一部小说，背同一首诗词，这个民族一定有病。因此想通过文学造大声势、弄大动静、出大影响，永远只能哄住自己。有些作家写了一两部作品，就自以为了不起，就可以俯视众生，是很可笑的。

我丝毫不敢大视自己。我是1960年生人，那是个饿殍遍野的年代，侥幸活下来的没几个不得水肿病，父母能生下并养活我，实属奢侈，我已别无所求。我后记里有言，1960年是鼠年，我也就非常甘愿做一个无名鼠辈。我等鼠辈没什么创造力，生命力却跟老鼠一样非常强大。认定自己是鼠辈，我也就大半辈子了，没有过什么远大志向。读中学时就曾饿着肚皮却还要挑着爱国粮往粮站送，也不管那吃我等小民送的爱国粮的人爱不爱国。那时我最大的志向是做一个生产队长，把庄稼种好，大家能有口饱饭吃。师专毕业后回到老家教书，我的追求是做全县一流的语文老师。接着去了县志办，我最大的愿望是修一部一流的志书。后来进机关做秘书，有了奔仕途的机会，可我却茫茫然，不知这仕途怎么奔下去，尽管我还是从秘书做到副主任和主任。机关里有句话，叫做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碰上我这没大追求的，领导也是爱莫能助啊。

好在我还有一件事情可做，就是写小说。又认定自己就是鼠辈，也就没敢有做大作家的奢望，做个还能被读者关注的小作家足矣。朋友说我已出版十来部作品，光长篇就有了四部，也该有点志向了，以后弄个茅盾奖什么的干干。我说我当然也这么想，我还想弄个诺贝尔奖干干呢。不过暗地里我并没把这奖那奖看得太神，茅盾奖里有好作品，也有不敢恭唯的东西，有些茅盾奖作品，读者其实从来就没放在眼里过。所以重要的不是得不得茅盾大奖，而是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入手，写好每一部小说，得到读者的认可，那也就算是小有收获了。

说大论小（自序）（3）

小人物写小说，都姓小，真是得其所哉。读者把我看成官场小说作家，当然没错，我写的是官场和机关里的大官小员。不过我是站在民间立场来写官员的，《官运》里的市委书记也好，《位置》的里预算处长也好，都倾注了我这小民对大权在握的官员的价值判断。到了《心腹》，我几乎是当做自传来写了，尽管杨登科的故事并非全是我之所为。看过这部书的读者都有同感，杨登科灵魂深处的屈辱和抗争，吾等鼠辈小民又有几人逃脱得了？人逢当世，要穿衣吃饭，要生存得像个人样，甚至出人头地，你就必须苦熬挣扎，甚至自虐。

《意图》再现了转型期大与小、强与弱的较量，这是当下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