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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聂荣臻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问题。1921年10月,聂荣臻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控制着,加上国内民族资产阶段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聂荣臻翻来复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聂荣臻的思想充满矛盾,遇到的事情很多,觉得一切都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聂荣臻放弃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于这年暑假回到了巴黎。从此以后,他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办杂志,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旅欧团的组织中,聂荣臻先后担任过两个职务: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从1920年1月到1924年9月,聂荣臻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四年零九个月,这是他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
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取道莫斯科,准备适应国内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干部的要求,辗转归国。10月,聂荣臻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东大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1925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聂荣臻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当时,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同时,在国内,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在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党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同志去帮助办好这所学校。聂荣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抽调学习军事的。这个中国班对外保密,与东大没有什么联系,已纳入红军编制系统,同红军同穿同吃同住,只是生活待遇特别优厚,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训练班。历史就这样带着某种偏爱似地选择了聂荣臻,这是他由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共和国元帅道路上的重大契机之一。
当年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除了聂荣臻以外,还有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二三十个人,这批人几乎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聂帅是最后辞世的一个。
军事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要求严格,训练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学校教官全部是从红军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几乎都是相当于将军级别的红军高级指挥官,他们有内战时期的实战经验,讲得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加上理论学习与实际训练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学习,使聂荣臻在军事理论方面获益匪浅。这一段学习为他今后的将帅生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4 黄埔军校的教官
1925年8月,聂荣臻和王一飞、叶挺、熊雄、范易、李林等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然后坐轮船从海参崴到上海。由于这批人是学军事的共产党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到海参崴以后,他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不准上街。乘船去上海时,大家都化装成学生的模样。不过,尽管他们在船上谨小慎微,还是被日本特务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时,当地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聂荣臻和大家都非常紧张,纷纷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那时的上海,正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忙于“窝里斗”,无暇顾及其他。出乎意料的是,这批学生通过海关时,只是被查验了护照,简单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这的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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