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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毕生追求的“复礼”，即复“中庸”之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孔子极力宣扬“礼”，视“礼”为安身立命的基础，做人的根本。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

后来，董仲舒的“天人合类”、程朱以“天理”为本思想，都没有超出“和”的思想。“和”即“中庸”之德，是至高的“道”。

再次，《周礼》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与人格形态。君子在西周指统治者，后来成为贵族阶级的人格规范，其含义渐渐被道德化、宽泛化了。

孔子进一步将有道德、有教养的人称为君子，给“君子”一词注入新的含意。“知书达礼”、“温柔敦厚”的君子，体现了和谐的中性性格特征。“君子”人格的本质，即《周礼》“和”思想在人伦方面的体现。后人对“温温恭人”、“温柔敦厚”性格的崇尚，与《周礼》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王国维将《周礼》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尊尊、亲亲、贤贤和男女有别。其实尊尊维护上下和谐，亲亲维护亲族和谐，贤贤维护用人和谐，明男女之别维护性别、家庭和谐。

总之，在《周礼》中，天人合一是“制礼作乐”的基础，人伦和谐是手段，政治社会和谐是目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从大同之治看《礼记》

《礼记》是秦汉以前礼乐文化的论著汇编。

相传孔子之后，其门徒“七十子”散居于各诸侯国，所传讲礼的文章甚多，十分博杂。西汉宣帝刘询在位时，今文礼学大家戴德选其八十五篇汇编成《大戴礼记》，其侄子戴圣选其四十九篇汇编成《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流行滞后，小戴本渐渐凸显，并以《礼记》之名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盛行于世。

《礼记》主要是对礼制、礼意的记载和论述，其中涉及秦汉以前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道德规范、文物制度等，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思想。这些都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材料。从艺术角度看，《礼记》议论文中的部分章节，雍容大雅，气势沛然，结构严整；其记叙文则又文笔凝练，言简意赅，尤其部分叙事小品，生动形象，意味隽永，多优秀之作。

《礼记》于宋代列入“十三经”，为士子必读之书，对后代思想、文学都有一定影响。主要注本有东汉郑玄的《礼记注》、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和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等。

一、众说纷纭论《礼记》

《礼记》的作者、编纂者和成书年代，众说纷纭，呼声最响的当数西汉戴圣编纂、孔子门徒“七十子”所著。

西汉武帝末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其中有“《记》百三十一篇”。（《汉书&amp；#8226；艺文志》）由于《记》依附于“经”而流传，性质类似于现在的参考资料，不得列入学官。

尽管如此，《记》依然受到儒家学者的高度重视，许多人都搜集了自己的选本。经过多年的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戴德、戴圣的选本渐渐确立下来。

郑玄在《六艺论》中说：“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孔颖达《礼记正义&amp；#8226；引》）

西晋儒家学者陈邵却持不同见解，他在《周礼论序》中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序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

《隋书&amp；#8226；经籍志》基本承袭了陈邵的观点，其差异一是将“二百四篇”改为“二百十四篇”，二是将“四十九篇”改为“四十六篇”，将马融“去其繁重”改为“定《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合四十九篇耳。

其“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今四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