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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莉和赵琴一走，省地县三级电视台的记者和省市报的记者们就结伴而来了，长枪短炮地架起来。医生出面阻止，他们说一会儿就好。医生想不是什么大病，采访一下也不会影响病人康复。于是就开始采访。省电视台的记者最牛，他们拿着话筒提问，要让他谈谈舍己救人的感受。古长书就一五一十地说。因为他已经反复讲过他救人的经过，早就熟练了，精彩的地方都能背诵下来，所以，尽管他面对话筒有点怯场，但还是比较顺利地讲了。他像一个小说家，没有放弃对精彩细节的重点描述，对房屋倒塌前的那一瞬间的恐怖情形进行了充分的渲染，使记者们亲临其境一样。不同的是，这次的讲述，比他向领导们汇报时的讲述还要仔细，第一个人怎样救出来的，第二个人怎样救出来的，第三个人怎样救出来的，一一道来，逻辑清楚，层次分明，直到讲到最后一个人为止。

有记者问：“你为什么先救小孩，然后救中青年人，最后才救老人？”

古长书说：“因为小孩是希望，也是他们的命根子。先救孩子，大人比较放心。中青年人是骨干，他们未来的日子还长。老人放在最后——万一来不及救的话，如果要死，我也就陪同他们死了。我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想法，死老人比死年轻人好。当然我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我说的是万一。”

记者又问：“你既然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那么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往外钻？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施救的。”

古长书说：“他们都吓得神志不正常了，抱在一起不分开，要死也要死在一起。却又哭又闹，乱成一片。人在临死的时候，脑子是糊涂的，非常恐惧，又非常顽固。有个老太太，我在救她时，她不出来，她说那是她的家，她死也要死在那里。是我强行地把她抱了出来。”

这回记者理解了，他们不再有质疑，他们看到了一个朴实无华的英雄形象，没有经过任何粉饰和包装加工，原汁原味，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大雨制造了这种灾害性事件，古长书成了灾害性事件的抗争者和受益者，记者又将其变成新闻，成为事件的传播者。第二天，省市电视台、省市报纸都同时发表了这一新闻。当古长书看到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时，他觉得应当“谢天谢地”。是天降了雨，是雨造成了山体滑坡，是滑坡移动了房子。天地联合起来，留了个英雄的位子虚席以待，让他给坐上了。如果没有天没有地，也就没有他的今天的光荣与梦想。

古长书从此声名远扬了。救人的时候，他确实没有想过出名的问题。受伤之后，他想到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行为的全部意义：从美学上讲，这是一种超越生命价值的崇高；从人性上讲，这是一种视他人生命为自己生命的伟大；从政治上讲，这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生理生命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政治生命、艺术生命等等，生理生命是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载体，没有了生理生命，其他的生命形式也就无法依附了。古长书能把生理生命置之度外，自然唱响了一曲生命的颂歌，可歌可泣。这时他便估计这件事情要闹大了，还有可能把他闹红。但他没想到这样轰动，超过了他的预期目标。

在病房静养的那些日子里，古长书反复思考过他与赵琴的关系。只是觉得对不起贺建军，贺建军对他太关照了。可他很快从另一个角度为自己开脱了。还是回到了救人的事情上，他毕竟在最危险的时候救出了十二条生命。即使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在生死关头，救出一个人也要马上减刑的，何况他救了十二个人呢？难道补偿不了他夺人之妻的过错吗？再说，这夺人之妻的事算不算过错也很难说，如今遍地是情，遍地是爱，都是爱着别人家里的人，他只是其中一员。作为对英雄的奖赏，赏他一个女人也是应该的。赵琴不是谁的私有财产，你能拥有，他也能拥有。这么一想，也就从心底里平衡了，见到贺书记也不再觉得难为情。

读古长书（14）

如果说古长书受伤是因祸得福的话，实际上一进入汛期，古长书就好事成串了。喜事像商量好了似的，排队向他迎面走来。汛期安全度过之后，学校也开学了。开学前夕，妻子左小莉突然办理了调动手续，调到市里一所重点中学去了。是她父母给她联系的单位。左小莉是独生子女，父母年纪大了，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再说，下面的人往上调是一股风，大家都在跟风。县里往市里调，市里往省上调，都想调到大地方去。左小莉调动的事，也跑了几年了，一直阴差阳错没有办成。在最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却出其不意地办成了，古长书也很高兴。只是他没想到调得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