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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光棍的话，倒是有可能害你卷进一笔什么大生意里去的——你刚才说什么菩萨来？”

我把那阕艳词念了几遍给徐老三听。不成，他听不懂，我又抓过笔来，在那张图的背后默写了一回，又一个字、一个字解给他听。最后连谜底的“岳子鹏知情者也”也说了，只差没告诉他：彭师父就是岳子鹏。徐老三显然既不知道彭师父就是岳子鹏，也不认为“岳子鹏知情者也”这七个字里头有什么大生意，他夺回笔、翻过纸、点了支烟，皱眉撇嘴吸了几口，有如自言自语地说：“你说你老大哥是搞电影道具的？不对啊，电影这一行已经没有生意可作了，三五年里就要垮了，怎么还会——”

“电影是个大生意，不是吗？”

徐老三的三角眼又斜斜棱了我一下，道：“说你没知识罢？如果你老大哥真是干电影道具，又是老漕帮光棍的话，难道他没跟你说过《新娘与我》和八十把枪的故事？”

我先是愣了一下，多年以前那个农历新年的情景随即回来了。不只如此，连长串鞭炮爆响过后硝烟弥漫的气＇·］味和寒冬天钻鼻抖骨的飒飒凉意也回来了——伴随着这些的，当然还有老大哥的故事。《新娘与我》里一枚反复放映了四次的戒指、《婉君表妹》里一只应该叫做“玦”的手镯，还有《破晓时分》县太爷长案上的石印和古钱——在刹那之间都回来了。

徐老三在此刻为我重新布置了这世界的风景。用他的话，世界其实并不更复杂也不更简单，只是“招牌”和“生意”完全不同罢了。倘若我能了解《新娘与我》这部电影只是八十把走私手枪“生意”的一块“招牌”，倘若我能了解《婉君表妹》这部电影只是那宗格杀“生意”的一块“招牌”……诸如此类，我就应该了解整个电影工业——在五十到七十年代之间——其实通通都是黑道或秘密社会之间传递重大讯息的幌子，通通都是另一套大生意的工具而已，真正在背后支持这一整个工业的资金也都来自那些大生意。当这些大生意有了更方便或有效率的工具——也就是说当黑道或秘密社会不再需要利用电影传递重大讯息的时候，用徐老三的话说：“不出三五年，眼见就要垮到底了。”

换了徐老三的一双三角眼看去，所有其他的行业都和电影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另外一宗秘密进行着的大生意的“招牌”。他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曾经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火霸天”洪子瞻。洪子瞻的老头洪达展以前是抗战胜利之后的接收大员，党政关系“好得不能再好”，到了台湾买下一整条成都路，做寓公都可以活一百八十辈子吃用不完。可是生了个儿子爱玩火，今天放火烧邻居、明天放火烧街坊。到后来还烧掉一家新生戏院、一座空军的弹药库、一个上千坪的菜市场、一整排阿里山上的木造房屋和一所综合医院。为了能顺便捞它一大票，“火霸天”还做起了消防器材的生意。相对于纵火这件事来说，进口甚至自产消防器材只是块“招牌”而已。可是换到另一个层面，消防器材当然也是一套大生意，这套大生意的“招牌”又是什么呢？徐老三朝我猛挤了两下眼睛，我没吭气，他似笑非笑地一歪嘴，道：“这才轮到政治了呢！”

原来洪达展也看出消防器材这一行前途看俏，于是便暗中花了一大笔钞票，买通了几个“立法委员”，提案制定一部消防法草案。在这个草案里藏着个比什么都厉害的死角：火灾鉴定须委由专业消防技术人员担任。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义正辞严且合情入理的，但是这样的条文恰恰让火灾鉴定这项原本应该独立专司的工作变成消防人员的附属工作。换言之，台湾社会从此没有专业的火灾鉴识人员且永远不可能再有。这就是更高段的“招牌”了——徐老三接着说：“真正高段的‘招牌’就是你根本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它。它，似乎完全不存在。”

我听出无比的趣味来，有一种像是忽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看见一片全新的景物、遇上一群从来没机会认识的人物，于是抢忙接着问道：“还有呢？还有呢？”

徐老三不慌不忙地还是用他那有如自言自语的腔调说：“我会给你一本册子，你很快就用得上了，急什么？我现在头痛的是：明明电影就要玩儿完了，没有真正的生意可做了，你老大哥怎么还会把你卷进来呢？”

“不不不，你搞错了，这张字谜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东西了。”

“你说什么？”徐老三的三角眼第一次瞪成圆的，且非常之圆：“十七年前？十七年前就是、就是一九六五年。那——”他倏地摘了笔帽，把笔尖朝最初他画的第二个身上打“X”的小人儿身上一戳，派克二十一透纸直愣愣杵进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