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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撤逃西昌计划，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上作了最后决定的。当时，困为解放军的前头部队，南面已攻到新津河对面，与胡军隔河炮战；东面已攻到简阳、仁寿；北面已攻占了绵阳，正向广汉挺进。这就使刚刚还吹过甚么“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发急了！他乃决定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于是，立即拍电蒋介石请示：（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挡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沪定及雷波。

蒋复电令胡宗南率领部队突围，并准派运输机二十架载运逃西昌的人员。这一命令，是二十一日早上到达的。胡当即指示亲信人员按计划部署。但他自己究竟是照蒋的指示“率部”而逃，还是乘飞机而逃，一时七上八落，下不定决心。因为假如随军而逃，实在怕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到了必不得已时，也难于有“成仁”的勇气；若是乘飞机逃走，蒋电又要他“率部突围”、并未明示他可以从空中逃生。所以弄得他既惶恐，又不安，万分焦灼。

但是，究竟一条性命是现实的，是最关紧要的，所以他又要罗列随时控制两架飞机。也正是因为结果是乘飞机逃走的，所以蒋介石才说他“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滑稽，这样的可笑。

胡宗南既然获准将主要人员运往西昌，乃于二十一日下午，与罗列二个秘密商定准予乘飞机逃往西昌人员的名单，并即由罗列分别秘密通知。通知时也没有把事情讲明确，有的人被通知在二十二日晨六时以前，携带简单行李到新津开会，有的人被通知于同日同时到新津机场候命。

当时被通知的人，有住在成都励志社的“川陕甘边区绥署”陇南分署主任赵龙文、副主任缪澄流，“川陕甘边区绥署”秘书长兼“四川省保安副司令”王元晖，“川陕付边区绥署”党务特派员兼胡宗南驻川代表林树恩，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杨尔瑛，“四川省教育厅长”任觉五，“西安绥署”成都办事处处长汪震及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等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川陕甘边区绥署”副主任及四川省地方武装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扩情，本在被通知之列，但其时忽告失踪，遍寻不得。至于远在温江的“西安绥署”干训团教育长袁朴、政治特派员周士冕等，均未接通知。但其中袁朴耳长腿快，自己在、二十二日晨赶到机场，避着胡宗南硬挤上了飞机。

赶新津的人行到中途，忽遇罗列所派出的副官在路上拦车，叫他们转赴双流机场集中。原来其时新津方面情况已很紧急，大家听到新津和仁寿方面的炮声十分激烈。

各人转到双流机场，在当天中午，分乘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双流的运输机起飞。原定直飞西昌的，后因天气不良，乃改飞海口。

乘飞机逃往海口的，除了上述诸人，还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蒋坚忍、政工处长王超凡、副处长李廉、机要室主任王微，高参室主任蔡綮，负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的少将高参王炳炎，参谋处长裴世予，第七补给区司令程开椿及政治特派员熊超，陕西省府民政厅长刘亦常、南郑区行政督察专员潘元等等。此外，则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主要职员和文卷、电台，胡宗南的卫士连亦同机而逃。这些人和东西，一共用了二十架运输机，于当晚九时降落海口机场。各人分住旅社和学校，听候胡宗南的命令。而胡宗南等人所乘的飞机，于二十三日上午十时起飞，当天下午七时到达三亚。

胡宗南是逃得相当狼狈的。这两天，他纷纷召开会议，二十二日晚上，还和罗列等人在新津开了整夜的会，原来决定分三路突围的，但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第一军军长陈鞠旅、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等均主张改用大兵团兵力，向雅安方面突围，讨划乃予修正。二十三日早上，他们由新津回到成都，北路解放军的尖兵，已快要进抵新津。胡宗南觉得已来不及再向蒋介石请示，乃赶忙带着罗列等几个人，坐上飞机起路。

至于在温江的周士冕、袁朴、丁德隆等人，二十一日晚上，听到新津方面的炮声愈来愈烈，甚至机枪声也隐隐可闻，知道情势已迫，乃决定于第二大逃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