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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人的牺牲与物的毁弃（联军毁弃之前），后人自可想见失控的“群众运动”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几乎是毁灭性的——正因为起事者原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要以创造“一无所有”的局面为最大满足。

袁世凯的驱赶政策，让义和团在山东的活动画上句号。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活动中心由山东转入直隶。看一看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庚辛记事》，我们可知义和团由东省入直，其实是“打回老家去”。

拳匪起于山东，而大祸之发，乃在直隶，东省得安闲无事，则巡抚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没也。东省义和团，创始于嘉庆时，蔓延至于直隶，数十年来，人俱视之为邪教。及毓贤任东巡，颇尊信之，于是直隶古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之匪渐渐南下，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再由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萌滋长，至己亥秋间，其势大炽，然仍出没黄河以西，而以直隶为老巢……

袁世凯的高压政策，让义和团演出了一出“凤还巢”而已。

重回直隶的义和团，经过了“山东洗礼”，在“质”上发生了突变——有了新口号、新旗帜、新的传播方式、新的战略目标——因而在撤出山东仅仅半年之内，便由“乡村拳坛”跃上“国家拳坛”，他们造成的影响及伤害，也是全局性、时代性的。

大多数研究者公认，义和团由山东进入直隶后，有一次景州休整，此后便兵分两路，一缘大运河入津，一缘芦保铁路入京。这等于承认，义和团在直隶省内有一次“小长征”。这一说法的资料支撑存在明显的缺项，如义和团的上层领导结构及成员状况、决策过程、指挥协调系统、后勤保障实施等。考虑到进入北京的义和团有十万之众，进入天津的义和团有二三万之众，这么一支人马的千里流动必然有极为充分的维持条件。但看公私文档，义和团的北上“小长征”快若飘风，易若流云，似乎省略了一支庞大队伍赖以存续的所有繁杂。这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义和团直隶北上。或许：

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小长征”，而是一次“大串连”；

不是一次集群性奔袭，而是一次系列引爆；

不是一次拳民的大行军，而是一次首领们北上布道。

结果是：进入京津的义和团，不再是山东义和团或冀南、冀中义和团，而是由义和团首领在北上终点地区快速吸纳的全新的徒众。

因为压根就不存在一支千里奔袭的有组织的队伍，因为所有的阵前鏖战都是临时啸聚者的即席表演，所以当义和团波及到北京、天津时，便有了最庞大的队伍、最狂热的心态，以及最失控的冲击力量——这也是义和团极度膨胀、骤然消亡的内因之一。

有一个外国人，即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的《龙夫人：慈禧故事》一书中，不经意地点到：

有些西方人的印象是：一群群的山东“拳民”正在向首都蔓延。但事实与此相反，那些“师傅”们并没有带“拳民”跟着他们，而是在接近城市的时候一路招募、训练新的信徒。这种情形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正是那些师傅（而不是信徒），才是这场运动背后的政策的关键，也是义和团“拳民”和铁帽子们之间的联系纽带。

局外人的、非学院派的判断，近乎事实。

义和团的首领（师傅），是一批串连者、点火者、宣传者、布道者。为了“速成”团队，他们将传统拳术的演练由“童子功”、“终身功”，减少到“浑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最后再压缩为一星期，甚至一天完成，这便是“神拳”。中国无所不在的愚民最爱投机取巧，一天就能练到刀枪不入，谁不一试为快？

后期义和团，不再求“强”，而在求“大”。义和团一路发展，一路放火，火的蔓延与义和团的蔓延同一路数。

本文指出义和团的这一爆发特点，意在推出这样的结论：后期义和团已经脱离了原初的教民冲突、民族义愤，而将“灭洋”变成了集体暗示，将“神拳”变成了集体假想，因而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一场“群众运动”已经蜕变为义和团首领的“运动群众”、“愚弄群众”，并借“群众”的团伙之力哄抬起个人的权力满足。。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扶清灭洋”：一个百年迷误（6）

一路向北蔓延，“扶清”的口号是为欺骗清政府的。偶遇政府阻碍，他们扔掉“扶清”的大旗，会立即投入“反清”之战。而“灭洋”，与反帝卫国不沾边，只留下焚烧教堂。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