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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回一局,不惜在1960年大选中向国民承诺,只要能让其上台,将会在不加税赋的前提下改善福利条件。保守党立即提出反驳意见,称政府不加税,哪来的钱改善福利。保守党与工党互相抨击,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人们把玩着两个党派此起彼伏的宣言,左右衡量,哪个更加现实一点。保守党在位这10年的确做出了不小的成绩,最起码人们能看到的是社会保障比工党时期更丰厚。于是,在强有力的数字面前,保守党再次高调上台。
不过这次上台,麦克米伦没能续写辉煌,国内经济一落千丈。为了填补逆差,政府只好提高税额,削减福利,提高银行利率刺激消费。可是大势已去,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国内经济水平持续下降,不满政府的人兴起了罢工浪潮。
保守党已经没有什么诱人之处了,麦克米伦的威信也在日益下降。国内政治不再有亮点可以吸引民众眼球了,麦克米伦一咬牙,没有亮点就制造一些亮点来引人注意。于是,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调整内阁成员,曾经创下了一次罢免7个成员的记录。这些成员是否真的有问题暂且不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做了政治没落的替罪羊。但是这一招并不奏效,后来又爆出了政府要员的桃色丑闻,让保守党雪上加霜。与此同时,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也被驳回。麦克米伦遇到了与艾登同样的尴尬,这个时候除了离开没有更好的办法。继任首相的霍姆伯爵,也没能收拾这一片狼藉,这位新首相连话都说不清楚,最终也匆匆结束了保守党政府的使命。一家英国报纸曾这样评价这次大选:“工党险险取胜,不是由于这个党的领导人作为,也不是由于他们政策,而是由于人们对保守党大资产阶级执政13年的反应。”
福利国家与“英国病”(5)
1964年,工党体面地第三次成为执政党。首相威尔逊一上台就发现,那个表达能力有问题的霍姆伯爵并没有做什么实事,麦克米伦遗留下来的6亿英镑的逆差,他一分钱都没有补上。威尔逊满腹牢骚,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医治疗这著名的“英国病”。
所谓的“英国病”,是指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出现的滞涨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三十年,被一些经济学家戏称为“英国病”。
“英国病”的出现还有着复杂的背景。战后的英国奉行凯恩斯的市场供求经济学说,无论在什么阶段,政府都喜欢用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解决。不错,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的确帮助英国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就业、投资、国家干预等问题上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英国各界政府挽救经济的法宝。然而这种过于迷信的崇拜,让英国经济策略变得单调,缺乏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的灵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诱导,忽略了社会基本矛盾,而将注意力单纯放在了供求关系上,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除了政府对凯恩斯的盲目崇拜,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各党派之间的争斗往往都拿经济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哪个党派,都在竞选时向人民许下一些发展经济的诺言,上台之后便慌慌张张地准备兑现诺言。这种紧张的气氛,导致了政府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诺言的心理。凯恩斯理论被用来制造短期的经济繁荣,加上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导致了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然后政府会再利用凯恩斯理论制造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象,这样的恶性循环,使英国经济一直无法得到持续的发展。
在二战刚结束时,英国尚且能名列前茅,到了20世纪中叶,就已经被德国、法国、日本等后来者超越。英国成为大国中的病痨,萎靡不振。
威尔逊的上台似乎也只是延续了从前的恶性循环,他急于实现大选时的诺言,争取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复苏。于是,他增加了进口产品的附加税,提高银行利率,削减军事开支,还欠了30亿美元的外债,勉强对付了一些经济问题,但是离当初的诺言还相差甚远。另外,工党在下院中的支持率也不乐观。所幸的是,威尔逊是个善于调节党外关系和矛盾的政治家,只要稍稍用一些政治手段,下院那些人还是很好对付的。果然,工党在补缺选举中获胜,接着在大选中也大获全胜。
胜利的喜悦还没有退去,“英国病”就再次加重。经济危机的到来让威尔逊措手不及,失业率开始翻倍上涨,随之而来的就是民怨沸腾,国际收支逆差。同样的经济问题反复了几十年,威尔逊意识到过去的经济政策已经过时,于是,削减了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开支,增加消费,这个措施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应该会看到成效。可惜的是,英国不久发动了对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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