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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龚建平住院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和他接触,但为他送行的时候,突然自发来了上千人,大家默默地持着小白花,为这个忠厚、内向、内心仍有纯净之地的裁判送上一程。龚建平的妻子索玉华在队伍中嚎啕大哭,她呼喊着:“龚建平,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龚建平留下妻子和女儿,走了。他的女儿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学习十分刻苦,没有人知道她是名动一时的黑哨的女儿。
以下事实连时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也知情:龚建平在裁判队伍里是个小角色,在堂口足球正向盘口足球演变的过程中,潜规则使他不得不收取十几万好处费,这些费用比起那些著名裁判,只是零花钱,其中有些还是俱乐部硬塞给他的,非他本意。这跟官僚机构里那些发放红包的故事如出一辙,小角色在大角色收取了巨额赃款后,如果不收取小红包,是会犯众怒的。
龚建平感到害怕,很想主动投案,而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和宋卫平共同承诺,以组织名义保证,只要他交出钱就会保护他,不会让他受到法律制裁。龚建平这时做出一个很勇敢也很傻气的举动,从银行里取出10万元交给了相关部门,而相关部门通过信息,一举拿下了唯一一个出来投案自首的龚建平。
龚建平让有关部门松了一口气,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终于找到一个替罪羊。他的出现,让更大的黑哨,让更大的俱乐部和官员都平安无事,可以结案。这个最简单的官场厚黑定理,龚建平却不明白,他天真地以为组织会兑现当初给他的承诺,甚至戴罪立功继续担当裁判员。
索玉华之所以狂呼“我要为你报仇”,是因为无论浙江体育局还是杭州绿城都没有兑现承诺,他们手中还有其他更大的裁判员名单,而这份名单在龚建平投案后,就蒸发了。
在本书的开头,我们曾书写过三个女人,在索玉华这个女人的思路里,如果龚建平不投案,即使有关部门拿到名单也抓不到龚建平头上,即使抓了龚建平,其他更大名气的裁判更该被抓。
陈培德和宋卫平没有实现当初的承诺,是他们无能为力,因为更高级的组织必须用一个龚建平来顶罪,为了给公众一个交待,不能放过好不容易才出现的龚建平,为了保护这个圈子不被更大范围地揭穿,必须封住龚建平的口。
有消息说,有关部门私下也给龚建平做了思想工作,让他闭嘴,如果问题止于他,那以后必有回报他的机会。 。 想看书来
袁伟民为何不作为(2)
龚建平出于足球圈潜规则的控制,闭嘴了。直到去世前都未能开口道出这个圈子的终极秘密。
一直想询问宋卫平,但他避而不见,他也好赌,一掷千万金,呼来豪门醉。对于当初的龚建平,再也不说话了。
在2009年打假扫黑抓赌的浪潮中,倒是陈培德因袁伟民的新书突然发了飙,他直指袁伟民的官僚作风,对足球打假打黑抓赌避重就轻,行政不作为。
陈培德的语言极其锋利:
当年从浙江刮起的足球“打假扫黑”这个中国体坛最大的“风云”,就是在袁伟民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时,不了了之的。袁伟民局长把排球场上的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的那一套用来管理国家体育,没有正确对待中国足球对群众感情上的伤害。
2001年开始的足球打假扫黑,当时的情形还是很有希望的,我是见证人和亲历者,总局领导当时口口声声说苦于没有证据。我们就向国家体育总局反映,还做绿城俱乐部的工作,让绿城自爆家丑,并提供证据,包括保留着的收钱者(裁判)的黑名单,以及一名裁判的悔过信和退回的现金。我们表示,浙江省体育局不遮丑,不护短,拿自己开刀,会负责任地把省内的绿城俱乐部问题查清楚。
可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些领导并不领情,骨子里反而认为我们是“添乱子”。
事实上,始于8年前的足球打假,除了浙江省,全国没有第二个局长公开站出来支持的。当年很多人问我,你都59岁了,还那么折腾为了啥呢?我说我就是“为了求真”。我们给国家体育总局一共写了5封信,总局一封也没回复。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先生,也没有组织各省局开过一次会。这种过于冷漠的姿态,让人感到很不正常。
袁伟民对于当年打假扫黑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是这样回答的:“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
但是,袁伟民怎么能说没证据呢?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两次因绿城俱乐部来杭州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