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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盛气凌人的新步骤，要求废除所有与宪法相抵触的现行法律，并要求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给无财产的贫民以资产。

督政府如果不想被根深蒂固的雅各宾派推翻，就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才行。因此，他们任命了过去的恐怖分子、雅各宾党人、有着“里昂的刽子手”和“弑君者”之称的约瑟夫·富歇当国家的警察局局长。8月13日，西哀士在巴拉斯的全力支持下要求政府对雅各宾俱乐部采取镇压措施。由于贝纳多特受到人民的支持，巴拉斯和西哀士也需要将他除掉——贝纳多特为了重振军威，曾大力充实兵力、钱财和军需，并使法军在国外转败为胜；但是，陆军部长贝纳多特也同样可以将得胜之师掉转头来威胁督政府——因此，西哀士要将他除掉。

拿破仑在从埃及返回法国的途中时，法国的紧张局势越演越烈。9月14日，西哀士要求贝纳多特隐退，同时督政府的地位也岌岌可危。9月23日，五百人团的主席在庆祝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纪念会上赞扬督政官西哀士是“共和国的第一奠基人”。这真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噩梦。

随着局势的持续恶化，西哀士和巴拉斯也感到需要采取拯救自己的措施。西哀士想到了推翻现行的宪法和督政府以及暴虐的议会，用新的、由他设计的宪政共和国取而代之，用强有力的将军辅助——没有军方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在寻找一把利剑，”他曾经这样坦率地说过，“但这把利剑越短越好。”他的首选是儒贝尔将军，但是他在8月中旬死于战场。西哀士转而想到莫罗，莫罗拒绝了他，但推荐了拿破仑，他说：“拿破仑会比我更好地执行你的政变计划。”莫罗不想介入这种吉凶难料的政治事件。

10月13日，拿破仑奇迹般地回到了法国，消息传到了督政们的耳朵里，此时法国的形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法国政界没有人比矮小、秃顶、面容猥琐的西哀士更有能力为法国政府带来决定性的变化，更不用说政变了——正如埃德蒙·布尔克开玩笑说的那样，在西哀士的脑子里好像堆满了新的宪法。没有人像他那样缺乏精力、效率和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时刻所需要的不同寻常的领导品质，也没有比拿破仑更加傲慢、粗暴、缺乏耐性、自负、苛刻的合作者和同盟者了。一心想要推翻现政权和现宪法、为自己掌握政权铺平道路的西哀士——这个优柔寡断、缺乏勇气的人，在强有力的“利剑”的配合下将为他在10年前亲手缔造的共和国敲响丧钟。

在革命同伴中没有人比骄奢淫逸的保罗·弗朗西斯·德·巴拉斯子爵与西哀士在性格、道德、决定和行动上有如此不同的了。

巴拉斯在1755年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其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从那以后便没有离开军队。他的事业是从在法国骑兵团服役5年开始的，然后，离开马赛到东方和南非的法国殖民地驻军服役。1783年回国述职时他不但不像通常应该做的那样向路易十六的陆军大臣报告，相反与之吵翻，作为一名下级军官，其结果可想而知。巴拉斯不仅被革职，而且被逮捕下狱，这个年轻人设法逃脱了厄运。4年后，他又辗转回到首都，虽然既没官职又无钱财，身边却不乏如云的美女。由于他的人人皆知的出轨行为和风流韵事，他的父母为他娶了一位普罗旺斯富商的千金佩拉热·泰尔米埃。婚后的生活不愉快是预料中的事。夫妻俩一直很少见面，“不可救药的享乐主义者和情Se骗子”巴拉斯积习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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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政变的前奏（4）

和他的家庭不同，当大革命到来时，巴拉斯不仅投身政治，而且拥护雅各宾党，参加了极左翼的政治势力，摧毁了自己的阶级和法国的君主政体——和西哀士一样，他赞成处死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国王。

1792年，巴拉斯被选入国民公会，任意大利军的政治代表，负责维持军队对共和国的忠诚。1793年，土伦被英国人占领之后，巴拉斯负责整个土伦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指挥，并任命拿破仑指挥土伦包围战。他曾亲自下令用大炮轰击手无寸铁的土伦人民以对他们涉嫌支持英国人的行为进行报复。在大肆搜刮了民财之后，巴拉斯回到巴黎，　逃过了罗伯斯庇尔对他的报复，进而参与了1794年推翻罗伯斯庇尔的谋划。

1795年是巴拉斯事业的转折点，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垮台，他掌握了军事大权，对首都的武装叛乱进行镇压。当年，法国国民公会通过《共和3年宪法》，同时葡月13日法国王党在巴黎暴动，巴拉斯派他在1793年提升为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