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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高太尉陷害林冲这一段，除了林冲、他娘子、高衙内、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之外，还有几个人虽然是“配角”，但却十分重要。第一个是富安。他的身份是个“帮闲”。什么叫“帮闲”？文明词儿叫做“篾片”，下层社会的语言，就叫做“傍狗吃屎”的人。这种人，什么本事都没有，但是最善于奉迎，最长于出坏主意。叫陆虞候把林冲约出去吃酒，然后把林冲娘子骗到陆虞候家里去企图强奸的，就是这个富安。

第二个就是陆虞候了。这个人物，由于《水浒传》的广泛传播，已经成为“当面兄弟不离口、背后下毒手”的“出卖朋友”的典型。但是仔细想想，开头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多重人格的“小人”，还不是“恶人”。如果高衙内不看上林冲娘子，他在“前程”和“友谊”面前不需要进行选择的时候，他和林冲的“兄弟之谊”，也许可以永久存在下去的。当富安给高衙内出了那个“调虎离山”加“谎报军情”的馊主意之后，把买卖布到了他的名下。他如果“听话”执行，这就是出卖朋友；他如果坚持“友谊第一”，拒绝执行，那么他的“前途”可就从此完了。如果他是个“铁铮铮”的汉子，坚持“脑袋可以掉，朋友不能卖”的原则，他就不是“小人”而是“仁人君子”了。面对着高衙内的威逼利诱，他在“前程”和“友情”之间，他服从了“小人”的做人准则，选择了听话。在他想来，不管高衙内是不是能够得手，他都“有话可说”：“这是被高衙内钻了空子，一切事情我都不知道。”如果事后他真这样去对林冲表白，而且真的从此不再插手这些“骚事儿”，那么，不但林冲有可能“谅解”他，高衙内那边也不会责怪他。最后他落一个“快刀切豆腐——两面光”，谁也不太得罪，也不至于把命搭进去不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的一笔”，是富安的“善策良谋”变成了“鸡飞蛋打”以后，陆虞候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找林冲加以“解释”，从此不再参与，他也许能够逃过这一劫；但是他的对策是：一不做，二不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主动找到高衙内，献上了让林冲“私闯白虎堂”这样一个致人于死命的恶毒计策。这时候的陆虞候，就已经从“小人”过渡或曰转变为“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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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评70回本水浒传 第六回（6）

陆虞候出的“私闯白虎堂”这个主意或“奸计”，其实也并不是太高明，说穿了，不过是借权力诬陷下级，如此而已。“白虎堂”是个什么地方？是商议军机大事的要地。携利器进要地，打个比方，就好像现在有人带着炸弹或整桶的汽油进人民大会堂，当然是要立刻逮捕的。但这也只是嫌疑犯。问题在于：如果不是高太尉亲自出面下令逮捕，林冲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即便带刀，也不过是“误入”，不可能把栽赃转变成罪行。正是因为有高太尉亲自出面，才用权力的“高压”，把明明是“误入”的嫌疑犯顺理成章、毋庸置疑地变成了“现行”的行刺犯。这样的定罪，当然主要是高太尉的权势在起作用，因为这正是他要置林冲于死地的阴谋目的。

这种“有罪推定”，正是中国历代政治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定罪方式。这种政治陷害，其实还是孔子发明的。只是被后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罢了。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就是对方“心达而险”。只不过人心是不可透视的，“心”怎么“险”了？谁也看不见。于是只好退后一步，那就是依据言行定罪。翻翻中国历史，有无数的所谓谋反、叛逆、欺君、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罪行，只是凭借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举动、一件服饰、一项决定、一种社会关系甚至阶级出身等等来作为证据。以此为据而作出有罪判定的人，实在有如恒河沙数。你如果细读中国历史，从字里行间，一定可以看出两个大字：诛心！

“误入白虎堂”依据的正是以“诛心”为前提的定罪法。“擅入禁地，其心可诛！”

高太尉陷害林冲的故事，结构比较缜密，娓娓道来，文笔也相当流畅。可见作者是经过反复构思，然后命笔的。关于文字技巧，金圣叹先生对这一回书的评价如下：

此文用笔之难，独与前后迥异。盖前后都只一手顺写一事，便以闲笔波及他事，亦都相时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认得一个鲁达，出格亲热，却接连便有衙内合口一事，出格斗气。今要写鲁达，则衙内一事须阁不起；要写衙内，则鲁达一边须冷不下，诚所谓笔墨之事，亦有进退两难之日也。况于衙内文中，又要分作两番叙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叙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