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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大摆酒宴，打发人去请钦差大臣吴大澄、商务委员陈树棠以及商务帮办谭养尧、提督统领吴兆有、同知袁世凯、总兵张光前等人赴宴，美其名曰为袁司马送行。吴大澄忙问一句：“袁司马要到哪里去？”来人答：“钦差大人已经答应，准袁司马回河南治病。国王念及司马大人的功劳，决定设宴送行。”吴大澄大惊：“你们听谁说的？”“我家国王说，是钦差大人亲口说的。”吴大澄有口难辩，又不能不去。袁世凯被人搀扶到会，表情很是痛苦。

六　众矢之的（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吴大澄因为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办理，所以只好提前退席。为澄清事实，吴大澄郑重声明：“北洋李傅相尚没有批复寄来，袁司马到底是在军中养病还是回原籍延医，仍属未知之数。”这无疑是在告诉朝鲜君臣，自己没有批准袁世凯离营回籍。

一见吴大澄离开，金允植站将起来，把自己连夜草拟的《送慰庭归河南》一诗，当场朗诵了一遍，弄得吴兆有、张光前二人很是尴尬。诗曰：“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曩直危急日，人皆歛手避，黜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事定反觅疵，利扣交渐渍，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君今浩然归，俯仰无所愧，天日照孔昭，贤才岂中弃。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诗并不长，但却把吴兆有、张光前二人听得面红耳赤，几次想离席而去。金允植其实是想让吴大澄难堪，哪知把吴兆有、张光前捎上了，吴大澄反倒没有听到。。19zs。

袁世凯此时已不管吴大澄说什么、怎么说，在当晚便把行装打点好。李熙赏赐的上等好山参以及朝鲜土特产，都派人连夜运到码头，打通关节，悄悄装船。

光绪十年十二月十六日（1885年1月31日）早饭刚过，吴大澄收到袁世凯打发人送来的一封书信，言称夜里病情突然加重，不得不回原籍延医治疗，顺便变卖家产，争取早日把军营亏空堵上。吴大澄一惊，急忙赶往码头，但回国的船只已离开这里两刻钟之久。

吴大澄望洋兴叹，当天就把袁世凯不辞而别的事电告给李鸿章。李鸿章回电，命其从速返回。因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即将赴华，与中国交涉中日冲突问题，兼筹两国间“善后事宜”。上授李鸿章全权代表，负责与伊藤谈判。李鸿章调吴大澄回国筹备一切。

得知袁世凯在焦头烂额之际仍能平安归来，久历官场的袁保龄不仅诧为奇迹，对家里人连连夸奖道：“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袁保龄据此推断，袁世凯肯定能有大作为。

袁世凯回到陈州，先卖地把军营欠款堵上，又陪于氏回了趟娘家，这才乘船赶往旅顺来看望堂叔袁保龄，但袁保龄此时并未在旅顺，而是进京公干去了。袁世凯无奈，只好怏怏返回。回到陈州，袁世凯一边闭门读书，一边思考以后的出路。这个时期的袁世凯，情绪异常低落，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发呆，有时还自言自语。于氏知道，夫君此次在朝鲜受到的打击太大了。

伊藤博文到华后，在天津一共与李鸿章进行了六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是光绪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85年4月3日），双方以争吵开始，又以争吵结束。伊藤一见面就采用先发制人的方法，指控中国驻朝防军贸然入宫袭击日本军兵，事后又杀害日侨。李鸿章不慌不忙，对伊藤的指控一一加以反驳。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吴大澄及时站出来说明，弄得伊藤很是被动。双方僵持不下，谈判毫无进展。第二次会面仍旧争吵的很激烈。直到第六次谈判，才勉强达成一个协议，亦称《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或《朝鲜撤兵条约》。该专条一共三款：1、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2、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3、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为了给日本受伤士兵或战死遗属一个交代，经伊藤反复恳求李鸿章，李又答应以私人名义行文朝鲜，“戒饬”驻朝防军营官。从条约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已经把袁世凯从平定朝鲜政变中完全摘除，没有任何过错。伊藤见李鸿章如此维护袁世凯，知道再纠缠无益，也只好作罢。从幕僚的口中知道谈判的结果后，袁保龄欣喜若狂，当日给袁世凯写信通报此事：“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