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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要读书”，二十天临阵磨枪，命运改写

社会历史的运作如天道无情，在惊天动地的变革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那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无情地侵入个人的世界，不由分说，将个人裹挟而去，不知疲倦地斗私批修，莫名其妙地气壮山河。杨锦麟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掌股之间，自我的命运根本无从掌握，个人世界的安稳难以守护，弱冠之年，便饱尝生活艰苦的杨锦麟，不由得对个人前途命运生出种种惶惑、迷惘之感。

重新回到美丽的厦门，往昔的足迹随着尘土淹没，重新拥有家庭温暖，丰饶的大地给正在精神和肢体恢复健康的回归者杨锦麟输送精力。人终于回来了，可未来在哪里；旧船沉没了，新的彼岸又是什么。杨锦麟的思绪恍惚起来，像寂寞雨夜，恍恍忽忽的街景一样。

为生计、为糊口奔波忙碌，杨锦麟从未有过自怨自艾，可他并不甘心。作为一个被放逐者、受难者，他只有再度出发，自觉地更新，迎接挑战。命运似乎又在向杨锦麟招手了，但机会并非唾手可得。时间来不及让杨锦麟停下来思索、体认。

转眼到了1977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学停止推荐入学，此举意味着被废除多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重新恢复。信息表面含义的确如此，而背后所传达出的丰厚内涵，怕是只有过来人才可能真正体味到。

第一年，杨锦麟的报考愿望未得到街道允许。到了1978年夏季高考，等杨锦麟好不容易终于争取到报名机会，离考试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二十多天，美其名曰是复习应考，可许多课程对仅仅初中毕业的杨锦麟而言，其实压根就未曾学过。

说起高考，还有一段小插曲。“　张铁生起事那年，我本来也准备参加考试的，数理化还补到高一，全是利用双抢的丁点闲暇时间。每天，几个同学走十几里路，聚在煤油灯下一起补习，结果出乎意料，他们答不出来的题，我都答对了。他们的学历可是都比我高啊！”杨锦麟并不讳言，自己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却是不完全的中学学习。正如同时期的北京下乡知青王小波所言：“　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是很够格的（王当时是十六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回城的时候，杨锦麟连自己那张初中文凭都不见了踪迹。

天海相连的低空，厦门天气出奇的闷热。

准备高考最后冲刺的日子，杨锦麟精神高度紧张，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十几个小时，过度用脑不说，还要饱受空气潮湿和令人绝望的高温折磨。那时候，不要说空调压根听都没有听过，就连风扇，杨锦麟一家也是在他考上大学多年以后才奢侈地用上的。扇扇子只会浪费时间，再热再闷也只有硬撑着，用杨锦麟的话说，最后连裤裆都捂烂了，可真叫是苦不堪言。那时候的杨锦麟瘦得可以飘起来。

久违的厦门，我回来了（3）

…………

三天考试结束，接下来的等待更令人焦虑，忐忑不安，忧心忡忡。毕竟只是三年初中学历，外加没完没了的运动和八年战天斗地。第一次参加高考，把握究竟有多大？那个盛夏前途难卜。杨锦麟心里似乎也未见得很有底，他几乎做好了再一次考试的准备。

其间，杨锦麟和几个待业青年，拿着街道办事处给的两万块钱，筹备起一家工艺美术厂。筹办期间，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是用简单的拍摄照片方式，将大陆流行的电影歌曲和电影明星冲洗成一张张的照片，然后拿到厦门大学摆地摊，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兜售”。那是一个精神饥渴的年代，即便只是一张简单不过的套色图片，也是难得的精神产品。“　那会儿，卖得真快，就靠这个养活了数十个待业青年。”工艺美术厂筹备的第二年，为了迎接当年的春季交易会，同伴们研制出仿古的屏风装饰画，参加春季交易会一下子就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定单。

算是对街道办事处和一群参与创业的同伴们有一个交待。回到厦门之后不久，录取通知书终于盼来了。

在此之前，杨锦麟曾经给厦门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和历史系主任陈在正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渴望读书的强烈意愿。时至今日，杨锦麟还记得信的最后，真真切切写的是“　我要读书”。自学成才的大陆军旅作家高玉宝在描述自己童年失学惨痛经历的大声疾呼，居然成了杨锦麟和所有当时的中国年轻人共同的心灵呼唤。

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还是全国的重点大学。薄薄一张纸捏在手里的时候，杨锦麟明白，这是人生一次重大的转折，他把命运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