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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袋，一袋全是黄豆，另一袋装满红豆和绿豆，外加一小桶豆油，一包巨大的土豆，金针菜，山蘑菇，……二姨瞪大了眼睛，仿佛我是个魔术师。她的脸上泛出笑容，这些东西在北京的商店里消失已久。那时市面上连像火柴、肥皂、洗衣粉、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都成了珍稀之物。

二姨这下开心了，我仔细端详她，岁月无情地留下道道刻痕。她67岁了，还在独自照顾小炼和小跃。1969年，如果不是她在我父母下乡时同意让小炼和小跃和她一起住，我的两个弟弟都得跟着下乡，不单丧失北京户口，教育也大成问题。这会儿，小炼是16岁，小跃刚满11。他们给二姨平添了无数麻烦，让她有操不完的心。二姨劳累不堪，我感觉得到。她需要我帮她一把，我真想帮她一把！我曾答应为她养老。我可如何践言？

说实话，这3年我仍一直没离开二姨的呵护。每逢节日，她都没少给我寄巧克力、奶粉。点心、果脯等等，每次我收到包裹都给她写信，叫她无论如何不要再寄了。但下一个节日来临之际，我却不由自主地引颈盼望。劳动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我的生日、元巳、春节，在这些古今中外的节日之前我的企盼总不会落空。

旧历年前，几乎所有知青都会收到家中寄来的包裹，我总是收双份，另一份是我父母寄来的。几百只包裹从全国各地涌向距我们十几公里的一个小镇，邮递员不可能一次送这么多，村里派出马车一天接一天往回拉。

二姨除了寄包里外，还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做了些什么事，有多想我。但是信里还是有许多事不能言及，白纸黑字，会给我们两人都惹麻烦。我回北京的当晚，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二姨便和我谈开了。

她说最近北京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叫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据说是一个家庭妇女带的头，志愿去大西北。上头用她的事例对其他没有固定工作的市民施加压力，让他们都“志愿”到大西北去。

二姨很是有些心虚，我听说后也六神无主。她这把年纪要是去大西北，一准受不了这个罪，那简直等于杀了她。还有她那些老街坊，老邻居，二姨说不少老头老大半夜三更偷偷地哭，他们吓坏了。如果她和邻居们在劫难逃，不免一死，他们宁愿死在北京。这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二姨在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也常独自抹眼泪。她很高兴我回来，可以一诉愁肠。

“我能帮上什么忙？”我听二姨说完，难掩内心的困懑，“我什么都帮不了！”一家六口，三个大人已经志愿下乡，这还不够，他们还想把老二姨和我的两个幼弟也赶出北京。这样他们好大模大样地进来，取代我们，在我们的故乡，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安家落户，这真太过分了！

我说的“他们”，指的是当时成千上万进驻北京的军代表。他们前脚还没站稳，后脚就利用职权把在农村的一家老小全弄了进来，外加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北京人对此不无讽刺。结果我1971年回来，见到北京的人口比3年前还要多，但其中真正我们想与之交往的有天分的农民子弟却屈指可数。这一事实令我沮丧，我在这儿受到的冷遇更令人心寒。在汽车上、商店里或大街上，人们看到我都翻白眼，好像我是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乡巴佬。他们的眼神暗示我的衣裳不入时，脸黝黑，鞋破旧。但我就不愿妄自菲薄。

岂有此理！如果不是我们志愿离开城市，哪儿有你们进北京的份儿？如果不是我们在农场累死累活种庄稼、养猪，你们都喝西北风去！这些人怎能如此不思感激？但回过头来想想，过去我们一零一中的学生不也和这些人一样无知愚蠢？我在这些丑恶嘴脸中仿佛照见了自己当年的样子。

二姨的老邻居对我倒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但他们的话同样令我感到无所适从。

“你找到‘门路’了吗？”他们一见面就问，语气中透着急切，“把你自己调回来。张家刚把儿子弄回来，办的是‘困退’，老两口儿年纪大了，需要一个孩子在身边照顾。王家正给女儿办‘病退’。你还不抓紧点？叫你父母找找能帮得上忙的人，或找找你的姑姑，她不是医生吗？弄个证明……”这些话听多了，我渐渐明白了：当我们还在农村埋头种地，外面的风气可就变了：上山下乡不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证明你家无权无势，没有门路，没有关系，你的孩子别无选择，有门路有关系的，就能把孩子调回来。无怪乎那些新贵们视我们如粪土，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失败者。

这一发现使我有好几天睡不安稳。如果这些老北京的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