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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着走着，她又叮咛不让我把刚才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她的话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当然不会告发她，给她惹麻烦，她是为我们全家着想，甘愿冒这个险。我已经10岁了，这些事儿岂有不懂之理？

我想父母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为了面上的原因，他们还是得对二姨表明立场，指出买黑市米是非法的。作为党员、国家干部，他们不赞成这类行为。

“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二姨申辩，“觉悟不高，也不怕犯错误，反正我不能眼看小瑞和小炼吃不饱。再说了，现在机关好多人家都从农民那儿买米，领导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么？”

这倒是实话，我父母此后也不再提这事儿了。我们的定量一到快用完，二姨和我便又在天黑时溜出去找农民。父母只是每月多给二姨些钱，对钱的去向则不加闻问。二姨也不报帐，彼此心照不宣。

有时二姨会起个大早，挎上竹篮出门，我知道她是去大石桥买回鸡腿。60年代大院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的水田和荷塘，无数青蛙在这些池塘里安家。早春时节，我最爱看小蝌蚪在清澈的溪流中穿梭。一连几天它们都一个模样，突然有一个早上它们的身上长出四条小腿，皮肤也由黑而绿，变作了可爱的小青蛙，蹦蹦跳跳，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开去，一路狐狐唱着歌。

星光夏夜，青蛙们在水田这个如沸如羹的露天剧场大显身手。清凉的微风裹着稻香和荷香，将蛙鸣送出很远很远。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侧耳倾听，月亮也从柳树梢后渐渐探出头来，小草挂了感怀的泪珠。夜复一夜，我就在这既嘈杂又平和的催眠曲中入睡。

如果说1958年北京的鸟儿绝了踪迹，那么饥荒岁月青蛙也跟着遇了大劫。农民的孩子每个晚上都带了钓竿捕捉这些小歌手。日出前，它们从竹编的囚牢中被拎出来活活剥去皮，在溪中冲洗一下，然后用竹签串起。顾客陆续登门，很多是像二姨那样的老太太。五只一串的田鸡约卖两元，相当北京一个熟练工人一天的工资。

买卖有利可图，露天剧院日渐空旷。夜间，零星的几声蛙鸣令人感怀此地昔日的繁华。不过坦白地说，那几年一见到二姨提落着一包滴血的荷叶回来，我的兴奋远远盖过了怜恤。桌上到底有一盘美味佳肴了，那可是肉类！吃的时候，我不但大嚼其肉，连小骨头都不放过。

困难时期，二姨除了四处发掘购买食物的途径，还自己动手养鸡、种自留地。这使她变得忙碌不堪，连读书识字也让了位。有父亲和我做帮手，二姨在大院内开了两块荒地，加起来不到半亩，周围竖起栅栏，与邻家的神圣领土秋毫无犯。接着我们便讨论地里该种点什么。二姨决定种上玉米，因为玉米产量高，且无病害。玉米抽芽后，她又在垅间点下豆子，以期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豆子也长起来，二姨更是闲不住，每天施肥灌溉，兼看青防盗。

离我们地块不远是一排用残砖破瓦和油毛毡搭成的鸡舍，其中有一小间是我们的。看守这些能飞会跑的家禽比看庄稼又要难上一层。有天一只名叫风头的芦花母鸡不见了，二姨和我满大院寻找，“咕咕哒，咕咕哒，”二姨直喊得声嘶力竭，就是听不到半点儿回应。

二姨很是惴惴不安。搜索了3个小时，两人无功而返，累得精疲力尽。二姨刚坐下不到10分钟，又跳起来冲了出去。这次她孤军作战，挨家挨户的自留地都看了一遍，连别人的鸡舍也偷眼瞧了一轮。天黑下来，二姨两手空空，悻悻然回到家，沮丧得就像丢了个孩子。

二姨的母鸡确实有点儿像她的孩子。小鸡是她从农民手中买来的，刚孵出的鸡小得连雌雄都辨不清楚，饥年灾月的，养大一只鸡有多不容易！二姨和我常常在大院里左寻右觅，挖些可以吃的野菜，带回家洗净、剁碎、煮烂，小心翼翼地拌上些许玉米面给它们吃。二姨还常挖了蚯蚓来喂它们。饶是这样，也只有四只母鸡长大。二姨分别给它们起了好听的名字。这四只母鸡还算争气，为二姨忠心耿耿地下蛋。现在有一只突然失了踪，八成已经炖在别人的锅里，就等端上桌被那些家伙美美地品尝。念及此，二姨义愤已极，茶饭不思，整个晚上都咬牙切齿地咒骂偷鸡贼。

9　坏女孩

大跃进和饥饿像两场洪水，浩浩荡荡，殃及全国几亿人。而这段时期我自己的生活则是水下的潜流，充满了烦恼和焦虑，不可救药。

烦恼源于我的弟弟小炼。小炼活泼可爱，3岁的他闪着两只深褐色的大眼睛，一头柔软的黑发衬一张红扑扑胖乎乎的脸蛋。他笑的时候，嘴角有对深深的酒窝。大人们都喜欢孩子脸上有酒窝，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