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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的一面，”他说另一张。“这张是整个的人。”

杂誌上虽然印得不清楚，“我在看守所里看见，也看得出你很高。”

他临走她顺手抽开书桌抽屉，把装满了畑蒂的信封拿给他看。他笑了。

他每次问“打搅了你写东西吧？”她总是摇摇头笑笑。

他发现她吃睡工作都在这间房里，笑道：“你还是过的学生生活。”她也只微笑。

后来她说：“我不觉得穷是正常的。家里穷，可以连吃隻水菓都成了道德问题。”

“你像我年青的时候一样。那时候我在邮局做事，有人寄一本帖，我看了非常好，就留了下来。”

他爱过一个同乡的“四小姐”，她要到日本留学，本来可以一块去，“要四百块钱——就是没有。”他笑著说。

“我看见她这两年的一张照片，也没怎麼改变。穿著衬衫，长袴子。”他说。

他没说她结了婚没有，九莉也不忍问。她想大概一定早已结了婚了。

他除了讲些生平的小故事，也有许多理论。她觉得理论除了能有确实证据的，往往会有“愿望性质的思想”，一厢情愿把事实归纳到一个框框里。他的作风态度有点像左派，但是“不喜欢”共產党总是阴风惨惨的，也受不了他们的纪律。在她觉得共產这观念其实也没有什麼，近代思想的趋势本来是人人应当有饭吃，有些事上，如教育，更是有多大胃口就拿多少。不过实践又是一回事。至於纪律，全部自由二父给别人，势必久假而不归。

“和平运动”的理论不便太实际，也只好讲拗理。他理想化中国农村，她觉得不过是怀旧，也都不去注意听他。但是每天晚上他走后她累得发抖，整个的人淘虚了一样，坐在三姑房里俯身向著小电炉，抱著胳膊望著红红的火。楚娣也不大说话，像大祸临头一样，说话也悄声，彷佛家里有病人。

九莉从来不留人吃饭，因为要她三姑做菜。但是以作坐到七八点钟，不留吃晚饭，也成了一件窘事。再加上对楚娣的窘，两下夹攻实在受不了，她想秘密出门旅行一次，打破这恶性循环。但是她有个老同学到常州去做女教员，在火车站上似乎被日本兵打了个嘴巴子——她始终没说出口来。总是现在不是旅行的时候，而且也没这闲钱。

有天晚上他临走，她站起来送他出去，他撳灭了烟蒂，双手按在她手臂上笑道：“眼镜拿掉它好不好？”

她笑著摘下眼镜。他一吻她，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

九莉想道：“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但是一隻方方舌尖立刻伸到他嘴唇里，一个干燥的软木塞，因为话说多了口干。他马上觉得她的反感，也就微笑著放了手。

隔了一天他在外面吃了晚饭来，有人请客。她泡了茶搁在他面前的时候闻得见酒气。谈了一会，他坐到她旁边来。

“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昏黄的灯下，她在沙发靠背上别过头来微笑望著他。“你喝醉了。”

“我醉了也只有觉得好的东西更好，憎恶的更憎恶。”他拿着她的手翻过来看掌心的纹路，再看另一只手，笑道：“这样无聊，看起手相来了。”又道：“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

“你太太呢？”

他有没有略顿一顿？“我可以离婚。”

那该要多少钱？

“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她不便说等战后，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她会干山万水的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

他微笑著没作声。

讲起在看守所里托看守替他买杂誌，看她新写的东西，他笑道：“我对看守宣传，所以这看守也对我很好。”又道：“你这名字脂粉气很重，也不像笔名，我想著不知道是不是男人化名。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係都要发生。”

临走的时候他把她拦在门边，一隻手臂撑在门上，孜孜的微笑著久久望著她。他正面比较横宽，有点女人气，而且是个市井的泼辣的女人。她不去看他，水远山遥的微笑望到几千里外，也许还是那边城灯下。

他终於只说了声“你眉毛很高。”

他走后，她带笑告诉楚娣：“邵之雍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说他可以离婚。”那麼许多鐘点单独相对，实在需要有个交代。她不喜欢告诉人，除非有必要，对比比就什麼也没说。从前跟比比几乎无话不谈，在香港也还给楚娣写过长信。但是自从写东西，觉得无论说什麼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