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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重量各有差异，各地汇兑往来时，就要通过换算“补水”（或称平水），才能使价值相等。

杨粲三抓住“平水”之机，大赚其利润，就叫做“赚平水”。

聚行赚平水有两种手段：

一是“赚色”。当聚行与货帮办理汇兑收交时，货帮的每一箩银子进银行之前，都要“哗”的一声将银子倒在地上。银行收银人便蹲在地上，在银堆里三拨两拨，再一敲二敲，便挑选出一部分他们认为成色不好的银子放在一边。

交款人两眼紧盯着收银人的手，每剔出一块，就像剜一下他们的心头肉似的，一阵揪心。末了，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收银人的嘴唇，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恐惧地等待着收银人的“判决”。

而收银人则面无表情，冷酷地抛出一句话：“这些成色不够，要另外计算！”

此时，无论交款人怎样低三下四地求情，或者勃然大怒地跳脚质问、大骂，均无济于事。收银人仿佛两耳塞住了棉花，丝毫没听见，也丝毫不让步。最后，还是按收银人的“判决”交款。这种有意抬高收银成色的作法，叫做“饱进”。

但当聚行付给货帮银子时，都要搭配一些成色低的散碎银子，因这是聚行汇兑收交的“规矩”，对方只好收下。这叫“饿出”。

如此这般“饱进”、“饿出”一番，大笔的钱又赚到了。

二是“赚秤”。即“大秤进，小秤出”。吊秤时秤抬一点或稍抑一点，轻重差异便很大。

据统计，聚兴诚银行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第一届决算中，平水纯效益达五十一万多元。但以后革除陋习，盐税停止代收，这项业务便停止了。

第三“板斧”是“做关头”。这是汇兑业务中的一种赌博行为，又称“赌关头”。

经营汇兑业务者，预测某一关期（如春关、秋关、年关等）甲地与乙地间的汇兑现款即期交易的行情可能上涨或下跌，于是，每天市场上都针对这一关期可能出现的涨跌情况，来进行买进或者卖出。期日一到，行盘开出，就可以根据自己手里的多少加以吞吐，然后轧算盈亏。

由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绝大部分出口货是由上海溯长江而上运来的，俗称上货；当地土特产则由重庆沿江而下，运转各地，俗称下货。重庆和上海均为货物往来的集散地，资金调动频繁且数额巨大。

重庆对省外的贸易以上海为大宗，故汇出汇入款均以申汇占多数；对于其他各地的汇价均以申汇为标准折算，因此，中汇的涨跌对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甚大。

当然，引起申汇涨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货多、下货少时，中汇趋涨，反之则跌。其他如水位、战争、季节、年关、谣言等等都可能引起申汇涨跌。

杨粲三是一位特别善于捕捉机遇的人，每每预测到某关期申汇的涨跌，他便利用聚行资金丰裕、分支机构多、信息灵的优势，以货帮为主要对象，指挥各行号统一动作，放手卖买，做远期（三月）汇兑，常常大获其利。

一九二五年，聚行重庆分行经理廖瑞庭预测申汇看跌，杨粲三当即指挥聚行以一千零七十两的汇价一下卖出申汇期汇一百万余两，果然，到期申汇大跌，聚行赚了一大笔钱。

杨粲三除了以翻码头、赚平水、做关头等方法赚取汇水外，其他的经营方式也十分灵活，从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一九二一年前后，湘、黔、鄂边界和川东一带上土匪横行，杀人越货不择手段。前往这些地方采购土产的商贩都不敢携带现洋，而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又禁止现洋出川，以至于重庆至宜昌间的汇价暴涨。杨粲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发行了一种可异地支取的不记名的“即期汇票”，大受商贩所欢迎。这种大面额的“即期汇票”最高发行额达十余万两。既方便了商贩、搞活了流通，自身也获得了可观的效益。

在聚行内部，杨粲三对各分支行处和各经理实行了目标管理。他亲自下达汇兑指标，并将其业绩作为升降奖惩的主要指标。

一九二五年，杨粲三派得力学徒李麟阁前往老河口设码头时，他提出通过翻江业务全年要做足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每千两平均毛利不小于三十两的指标。李麟阁到任后，努力寻找客户，承揽汇兑，不仅做足了汇额，而且每千两的平均毛利竟达到三十六两。杨粲三对此十分高兴，特地发给李一笔特别奖金，以资鼓励。

在杨粲三的亲自指挥下，聚行汇兑业务迅速发展，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聚行第一届决算中，汇水收益高达一百八十多万元，为各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