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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意义上也属于自由派，但我们两人对那些教条主义的自由派都有意见。……这些人是如此地反对我……“保守派”这个字眼有许多含义，是我不希望同它划等号的。对我更为确切的字眼是“克制”。我认识许多政治上的保守派，我同他们是无共同之处的。

肯尼迪曾看到许多左派和右派的献身政治生涯的人，他们的观点都可能是僵硬的和固执的；他们对各自的政治思想上的领袖们的主张如鹦鹉学舌一样毫不加以思考或者重行检查。适成对照的是，他则自行投票，并不受任何其他参议员或参议员集团，或任何个别的私人和集团意愿的约束。

1960年他在对纽约自由党的演说中，对自己的政治信条作了最正式的陈述：

我相信，作为国家目的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尊严；作为国家行动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由；作为国家同情心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感情；作为我们的发明和思想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考。

……自由主义……对人的才能的信心……理智和判断……是今天世界上我们最良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他谈这些话，也相信这些活。但他并没有写下来，当然也没有用这样的夸大的措辞谈论哲学上的观点。他通常总用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他在政治分野中的立场：

一个具有几分克制感的北方民主党人。

一个凭自己的良心来为国家谋求利益的温和的民主党人。

一个讲求实际的自由派……一个实用主义的自由派。

当有人问到他希望成为哪一种类型的总统，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时，他回答说：“我希望做一个负责任的总统。”或许他的妻子对他作了最好的概括：“一个没有幻想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参议员、总统候选人和总统，他处事的衡量标准是：行得通吗？于事有补吗？同时，他虽然经常地，但并不总是这样说：通得过吗？他能以惊人的速度来掌握一个复杂问题的本质。同时，他的天性永远站在问题的进步的一面；但他天生的小心谨慎，要求他以证据和经验来检验他那些直觉。这种对于有成功可能性的事物强调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得许多批评他的人和评论家把他描绘成实用主义者。他确实基本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但他也兼具唯心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强烈气息。每一天发生的令人失望的事提醒他——他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但这并不使他惊异或沮丧。他是如此关心世界的未来，以致永远不会对现状感到满足。的确，他在竞选时期和在白宫的岁月里，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星球的情况的分析一贯是以这几个字开始的：“我不满足于……。”

他的成长

以上的描绘大部分既适用于他在1953年的情况，也适用于他在1963年的情况。不过在这两个时期他已是不同的人了。1953年，他所具备的品质没有比下列这些更为显著、更为重要的：他的成长潜力、好学精神，以及钻研和调查问题并坚持亲自取得经验的决心。他总对新的挑战和竞争感觉兴趣，他几乎对一切事物都有无限的好奇心——人物、地方、过去、未来。对那些没有什么话可讲的人他感到很不耐烦。他不愿使别人感到厌烦，也不愿别人使他感到厌烦。但他乐于仔细倾听掌握新情况或具有新思想的人所谈论的几乎任何话题，而且他从不遗忘他所听到的东西。他经常阅读书刊，而且读得很快——杂志、报纸、传记和历史（也阅读小说，不论好坏）。有时，他常在飞机上或游泳池旁为我高声朗诵一段他认为特别有力的文章。

如果说，他对手下工作人员并不放松要求的话，那末他在打乱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时间表时，至少却显得比以前更为抱歉。他对一般公众也是这样。1953年，他把汽车停放在华盛顿闹市区一个“不许停车”的牌子前面时，曾微笑地对我说：“这就是哈姆雷特所说的'官员们的蛮横无礼'。”但是十年以后，他于1963年11月在纽约坐车从飞机场到市区去时，却坚持不要总统通常具有的警卫车队，情愿接受车辆往来和红绿灯所造成的耽搁，因为不这样，他在车辆高峰时刻到达就会给纽约市民造成很大的不便。

他对自己的计划遭到挫折和对他的一些书面批评也越来越习惯了。1954年，当波士顿《邮报》的社论指控他“牺牲了他的选民的最大利益”时，他感到十分烦恼。可是1963年，当右翼作家维克托·拉斯基在其《约翰·F·肯尼迪：这个人及其神话》一书中把他从别人文章里断章取义地搜集到的关于肯尼迪一家的一切不利的谣言和传说全部刊印出来时，肯尼迪对此书及其作者都置之不理，并认为与其说他是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