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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东南部的一个城市，盛产开心果。当地做的巴柯拉瓦甜点也是土耳其最有名的。＇1＇风景的巴柯拉瓦＇2＇巴柯拉瓦，一种用多层薄饼做成的内加各种细碎干果的土耳其甜食。＇2＇甜点盒里，然后一边招待部长享用“甜点”，一边把他们的亲密谈话用一个绑在沙发下面的录音机录了下来，随后公布了录音。父亲这个朋友的样子立刻混入了我的记忆中。一些面孔就像母亲精心贴在相册上的某些面孔一样，一方面让我觉得很熟悉，很亲近，一方面又像往常那样因为一种奇怪的不安，让我搞不清谁是谁的丈夫，或者谁是谁的妹妹。

24。订婚（14）

正在那时，一个可爱的中年妇女说：“亲爱的凯末尔，你还记得六岁时向我求婚的事吗？”当我看到她十八岁的漂亮女儿时才想起她是谁。“啊，美拉尔姨妈，您女儿长得和您一模一样！”我对母亲大姨的这个小女儿说。当这位母亲说因为明天女儿要去参加高考，所以他们将提前离开时，我想到这位可爱的女士和我，以及我和她漂亮女儿之间也正好相差十二岁，我情不自禁地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但我既没有在舞池里，也没有在后面的桌子上看见芙颂。人太多了。这里有一张父亲年轻时的朋友保险商沉船·居万的照片，照片上没有我的脸，只有我的一只手，那是多年后我从一个弄到希尔顿婚礼、宴会照片，家里堆满杂物的收藏家那里买来的。在这张三秒钟后拍的照片的背景上还可以看见一个银行家，随后我和他也握了手，当得知他是茜贝尔父亲的一个熟人时，我惊讶地想起，每次去伦敦的哈罗德百货商场（两次），我都看见这位银行家在若有所思地为自己挑选深色的西服套装。

我边走边和客人们合影留念。一方面我看见周围有那么多把头发染成金色的深肤*人，那么多极为自负和富裕的男人，那么多彼此相似的领带、手表、高跟鞋和手镯，而男人们几乎留着同样的鬓角和胡子；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和这些人很熟悉并和他们分享着许多共同的回忆。我幸福地感受着面前的美好人生，带着合欢花香的无比美丽的夏日夜晚。我和土耳其的第一位欧洲小姐亲了亲脸颊。经历了两次失败婚姻的这位欧洲小姐，四十岁以后开始投身于对穷人、残疾人和孤儿的救助中，她热心参与慈善协会举办的各种募捐活动（母亲会说：“亲爱的，什么理想主义，她在拿回扣。”），也因为这个原因她每隔两个月去办公室拜访父亲一次。我和一个船主的遗孀聊了聊夜晚的美丽，她的丈夫在家庭内部的一次争吵中被子弹打中眼睛而去世，从此这个女人每次都哭着去出席家庭会议。我看见了那些日子在土耳其最受欢迎、最怪异和最大胆的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我在这里展出他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我带着真诚的敬意握了握他那只柔软的手。我和伊斯坦布尔第一批穆斯林富商中故世的杰夫代特先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孙子们一起坐着拍了一张照片。在茜贝尔的客人们的桌子上，大家正在谈论那些天所有土耳其人都在看的、星期三晚上即将结束的连续剧《亡命天涯》（李察·金布尔医生因涉嫌杀人被追捕，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一直在逃、逃、逃！）。我和大家一起为连续剧的结局打了赌。

最后，我在大厅旁边的酒吧里找到了麦赫麦特，他坐在高脚椅上，正在和塔伊丰喝拉克酒，塔伊丰是我们在罗伯特私立高中时的另外一个同学。

看见我也坐下后，塔伊丰便说：“好啊，所有的新郎都在这里了……”不仅是因为重逢的喜悦，也因为“新郎”这个词所勾起的许多幸福回忆，我们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一种充满留恋的微笑。高中最后一年，有段时间我们三人在午休时间，会开着塔伊丰父亲给他上学用的奔驰车，去埃米尔岗山坡上一栋老帕夏宅邸里的超豪华妓院，每次我们都会和相同的三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上床。我们带着一种极力掩饰的强烈情感对她们产生了迷恋，我们开车带她们出去玩了几次，相对于晚上和她们上床的高利贷商和喝醉的商人，姑娘们也会问我们要更少的钱。妓院的老板以前是个高级*，就像我们在大岛大俱乐部举办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上碰见那样，妓院老板会很礼貌地对待我们。但是在姑娘们穿着超短裙晚上抽烟看着图文小说等候顾客的大厅里，每次在中午看见穿着校服的我们时，她都会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大声叫道：“姑娘们，上学的新郎来了！”因为感觉到这会让麦赫麦特开心，所以我把话题引到了这些可爱的回忆上。我说起了一次迟到的经历。有一天，在被透过百叶窗缝隙射进来的阳光照暖的房间里，因为*后睡过了头，我们错过了下午的第一节课。当我们在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