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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老爱叹气。我想我在学校受教育的历史真的可以结束了，没必要老惦记着往学校里钻了。课程结束后，班上的同学张罗着办毕业证结业证，老给我打电话，班主任也给我打电话，我没去办，从此再也没去过学校。

我的读书经历更多的属于自觉阅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读到了第一本课外书——小人书除外。父母给的零花钱，我大多花在看小人书上。小学我读的是寄宿学校，星期六回家，我和二姐常常省下乘公交车的八分钱，去书摊上看小人书，然后怀着对小人书的思念，走很远的路回家——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小说《红岩》。那时我家在重庆，小说写的是在重庆发生的事情，讲一群隐匿了真实身份的革命者的故事，符合一个九岁孩子的阅读心态。以后读了《青年近卫军》、《铁木尔和他的伙伴》、《牛虻》等俄苏小说。“*”开始后，有一次，当红卫兵的大哥从外面拖回一大箱子小说，里面有《红字》、《十日谈》、《一千零一夜》、《白静草原》、《人间喜剧》、《叶尔绍夫兄弟》、《罪与罚》、《罗亭》，是红卫兵从图书馆里搜出来准备烧掉的。那时重庆的武斗打得正厉害，为了避流弹，家里人都躲进防空洞里，我独自躲在桌子下，一本一本读那些书。如果遇上停电，夜里我就点着矿石灯读，头发因此烧了不少回。那些小说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光是我身处的世界，还有我没看见或者看不见的世界，它们给了我最初的美好诱惑。小说中的主人公还给了我一种怂恿，我从他们的命运中逐渐意识到，人的内心可以比他的身体自由，也可以比他的身体强大。

除了大哥拖回来的那些书，我还在组织上发给父亲的“内部读物”中读到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静静的顿河》。这些书是供批判使用的，父亲担心我学坏，不让我读，我就偷偷地读，有时候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有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读，我以为那样做很隐蔽，像神出鬼没的地下游击队，可父亲是正规军，他不会被游击队蒙蔽，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尊重游击队，我常常被他从被窝里或卫生间拖出来扇耳光——军人家庭，一般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尤其不喜欢书读到迷迷瞪瞪的孩子，这是我长大以后才明白的道理。

邓一光（3）

我的成长期处于变革和动荡之中。我在少年时代几乎没有看到过安静的微笑，身边的人总是忧心忡忡，互相攻讦，包裹在厚厚的面具里，让人无法接近和信任。书本给我带来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故事是虚拟的，小说旨在想象，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知道人有幻想的要求和能力，那些幻想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命与生俱来的权利，但书中世界的丰富和暖意对冷漠的现实世界的间离效果是起到了。从此我相信了一件事——看到的一切不是一切，还有另一个一切、若干的一切在不知道的地方，它们可以从书本中找到，可以在放下书本之后靠着想象找到。

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当了知青。那个年代，书本已经遭到过浩大的清扫，几乎已经无书可读。我从城里带到乡下的书，除了一本没头没尾的《牛虻》和几本《星火燎原》，就是知青办发的一套马列经典著作。那本《牛虻》为我带来了很大的名气，不断有知青来借，甚至有不认识我的知青，只知道我是“那本《牛虻》”的主人，大老远地跑来借，借去了也都准时还回来了。因为书没头没尾，我自己给书做了封面，有两三次，书还回来时换了新的封面，还给画上了人物肖像画。那段时间我开始生吞活剥地读马列著作，《资本论》和《反杜林论》我读了好几遍，根本没有读懂，能背一些文字激烈的段落，每逢和人辩论时就拿出来用，常常很管用，一招置对手于死地。

有一次，我发现大队榨面房里收了一些农民家里的旧书，用来包挂面，我就拿马列著作换回旧书，等“马列”换完了，就拿麦子换。我下乡的地方是山区，土地稀缺，粮食匮乏，吃不饱饭，一年分六七十斤麦子、一二十斤谷子，剩下的就是红薯土豆了。拿麦子换旧书时很心疼，还委屈，肚子里咕噜噜地叫。那段时间最恨的就是挂面，觉得要没它们书就没人要了，我能白得。

有一次，一个农民告诉我，生产队付会计家中有“古书”，我知道后就找付会计。付会计是我在队里最尊敬的人，他和他家里人很善良，还斯文，衣裳补丁摞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说话笑眯眯的，从不说粗话。付会计带我去他家，从箱子里翻出十几册书。书是线装本的，纸页焦黄，有《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庄子南华经解》，还有《又玄集》。我一本本地找付会计借，看完还去再借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