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页)

题材小说的视角坐标上谈谈《圣天门口》。

刘：在刚刚结束的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文艺报》记者曾就文学如何创新的问题采访了我。在我看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写作者对和谐精神的充分理解与实践，即为当前文学创作中最大的创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暴力斗争一直为中国文学实践所痴迷，太多的写作莫不是既以暴力为开篇，又以暴力为终结。《圣天门口》正是对这类有着暴力传统写作的超越与反拨，而在文学上，契合了“和谐”这一中华历史上伟大的精神再造。

《圣天门口》相对于以往写近现代史居多的小说，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它不是在相互为敌的基础上来构造一部作品，来认识一段历史的，而是最大限度地、最有可能真实地接近那个时代的历史状态。比如就《圣天门口》来说，小说从头到尾写了那么多的斗争、争斗、搏杀和屠杀，但我非常注意不让任何地方出现“敌人”这种措辞。《圣天门口》从汉民族创世到辛亥革命这条虚一点的线索，从辛亥到上世纪60年代“*”高潮这条实一点的线索，通过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来求证我们对幸福和谐的向往。写任何一部小说都应有一种“大局观”，这是很重要的。从国共两党斗争开始后大半个世纪以来，种种文学作品一直纠缠在谁胜谁败、谁输谁赢、谁对谁错这些问题上，但是我们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一百年之后再来看对和错、输和赢就一点不重要了。

周：你认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写作有什么区别？

刘：作为文学家，在写历史时，必须用现在的眼光而非当时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实，应该有新的视角、新的意识。否则就很难超越，那样我们无非是在模仿别人、刻录别人。

周：最初触动你写《圣天门口》的机缘是什么？

刘：对我而言，那是内心的一种情结、感觉。从我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有一种东西在积淀，多年的写作，一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所以，我一直想写一部能够表达我成长至今的经历中最为纯朴、深情和挚爱的作品。

周：《圣天门口》素材的积累是怎么来的？

刘：从我出生的那天开始，很多东西仿佛就在那里等着我去搜集等着我去发现，还有一些民间流传的东西。具体讲，比如说我小说写到的那个小曹书记——曹大骏，这个人是有真人原型的，是当时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局长兼任红山中心县委书记，“肃反”时杀人如麻。小时候，大人都用“曹大骏来了”吓唬我们。那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人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后来却发现，他竟是一位在革命纪念馆里挂有大幅照片的烈士。在写作《圣天门口》之前，这类可以化做文学元素的东西，可以说是早已在血液中流淌着，而无需临时抱佛脚。

周：《圣天门口》标志着您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发表《黑蝴蝶，黑蝴蝶……》开始，您的小说就开始了对人的精神和生存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道德救赎的主题。而从《圣天门口》开始，对人的救赎转向神性救赎，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敬畏。小说中的一系列人物都体现了这个观点。请谈谈对作品中梅外婆、阿彩、马鹞子、杭九枫等人物的感想。

刘：在谈梅外婆之前，我想先打个比方。我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完整的，就好像我们说的一杯水，它应该是一个整体。它由水、杯子以及杯子中没有水的空的那一部分这三部分组成。而我们往往会忘记杯子中无水的空的那部分，不去写这一部分，而好的小说应该是完整的，应该包括这三个部分。《圣天门口》中梅外婆就是杯子中没有水的空的那一部分，就是需要去充分想象、完善和提炼的，这就提供了一种艺术空间让你去展开想象。中国小说以往的问题就在于把这些都割裂了，你要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就不能写什么。其实，藏在“实”的背后的应当是一个时期的理想、梦想。梅外婆就是被作为这个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梦想来写的。想想我们在以往作品中所见到的那么多暴力、苦难、血腥、仇恨，如果仅仅是这些东西，我们民族怎么能延续几千年？我时常在想，说中国人只有阿Q精神，以及有人被处决了而我们还在拿着馒头蘸那个血吃的精神，汉民族如果仅仅就这样，那是绝对延续不到现在的。我们的文学，缺乏对一只杯子的整体表现与深究。杯子本身以及杯子里的水，普通人都能看见。文学除了这样的看见外，还要发现杯子中那些确实存在的无形部分。比如总让马鹞子和杭九枫感到敬畏的梅外婆，那才是脊梁所在。写这部作品时，我怀有一种重建中国人梦想的梦想。我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