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文正公》(第2/5 页)

字在五行上为火，有火旺的寓意，寓意人意志坚定，可依靠自身的努力取得成功从而声名远播，《岳阳楼记》足以让范仲淹声名远播至今，尤其是学习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为止，国内尚有多处纪念范仲淹的产物。出将入相的范仲淹也算是历史上的文武双绝，正如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说到，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后世对他的评价几乎一边倒的正面，多是称颂他是国之良人，可见能谓之立德。

德，按现代理念来划分，有公德与私德之别，公德则是对国家与社会，私德则是对家庭及个人品行，公德大体为热爱国家与奉献社会之类，私德为修身养性和滋养家庭。通常来讲，私德应远远重要于公德，公德会随时代和个人境遇而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尺寸，而且有时候与意识形态和立场有关，私德多与人性相关且具有恒久性，但凡是人就要面对修身和齐家的问题，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立德的要素，而修身和齐家摆放在治国平天下之情，可见修私德为先，私德基础上自有公德的提升。论私德，范仲淹是值得景仰的榜样，他开创的范氏义庄惠及后世子孙超八百载，这个义庄的运作模式，用我们现代的金融术语来说，就是豪门大户设立的家族基金，可见范仲淹的智慧超前。范氏义庄这个家族基金尽管不复存在，但是它的优良经验和做法依然是值得汲取的，它的旧址在上世纪创办了新式学校崇范中学，后又更名为景范中学，寓意尊崇和景仰范文正公之意。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学课本必背诵的名言，也算是范仲淹立言的代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范仲淹更为宏阔胸怀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其儒家士大夫精神的风貌。《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散文中的名篇，也是因为这篇文章，很多人方能知晓范仲淹，尽管历史上范仲淹的确是值得欣赏的人，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人们能熟悉的历史名人极其有限，若不是这篇传颂的名篇，哪怕他是“文正公”，尽管做到了三不朽，最终也是逃不了历史的湮没。较范仲淹晚出生半个世纪的苏轼，历史知名度远胜过范，这得益于苏轼的文学成就和诗词作品广为流传，其次在诗词国度的背景下，唐之李白和宋之苏轼及苏东坡之名，在所学的文史知识及考试要求中，犹如幽灵般存在，不熟悉他们都难，再者，李白和苏轼一样，很多经典名句传诵甚广，犹如苏轼的名句“春宵一刻值千金”和“天涯何处无芳草”，但凡年轻过的人，对这些语句必是有所耳闻，足以文学经典可有效提高知名度。范仲淹虽不及李白苏轼般深入中国民众脑海中，但是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存世，上面提到他曾创作过宋词中少有的边塞词，代表作主要为《渔家傲·秋思》和《苏幕遮·怀旧》，是范仲淹在西北立功期间创作的。

在推行新政外，范仲淹的立功主要体现在西北戍边履历上，从范仲淹的仕途历程来看，他是典型的文臣而非武将，由于宋代借鉴唐代藩镇割据导致中央政府逐渐式微的历史经验，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逐渐使用文臣领将的军事体制，因此宋代自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以来的军事行动几乎是文臣充任主帅，甚至在宋徽宗时期，任用内廷的宦官担任军事主帅。文臣为帅，狭隘的讲便是所谓的重文轻武，这种说法是狭隘的认知，任何时代，为帅不代表要冲锋陷阵，而多是运筹帷幄之才，如果主帅冲锋陷阵的话，万一遭遇不测，反而不利于军事行动，好比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裨将可以领兵冲锋陷阵，而诸葛亮不能。硬说重文轻武，也没有错，几乎任何时代都是重文轻武，常言之文武而非武文，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多先讲文后述武，从语言论角度可知，文先于武。更为关键的是，文重要于武的层面还体现在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层面，文侧重于全方位，而武只是其中一环，放置个人身上亦是如此，武可体现在身体素质及力量上面，文则是文化修养素质及脑袋智慧方面，身体素质强固然很重要，好比人们十多年求学成长过程都是学文为主兼顾武，能影响到人上升到一定层次定是其文化素质及脑袋智慧而非身体素质，不过从辩证的角度上看，身体素质好亦是建立脑袋智慧的基础。

还是俗语“国家有难思良将，人到中年想子孙”所言甚是，武将发挥关键作用的时候多是国难乱世，因为乱世需要靠武力征伐而达到重新稳定的局面，因此可以看到，古典中国王朝时期的开创者，多有领兵武将的履历，但是治世时期，凡是对外战争抑或抵御侵略，武将地位都将大不如前，哪怕是唐朝的藩镇割据时代抑或民国的军阀时期，节度使或军阀也多是文臣履历多过戎马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