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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山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两位上海商人虽一少一老，都是“公路大王”，都与上海社保案有关。

因为可以借助政治杠杆，张刘二人的经历和手笔让人惊叹。张荣坤以13亿财富登上2002年胡润百富榜时为34岁，仅比榜单上最年轻的富豪、大连实德掌门人徐明大3岁。事实上，他的真实年龄只有29岁——因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出于掩盖资历太浅而蹿升太快的目的，张荣坤把自己的年龄虚报了5岁。

台州商人邱继宝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他是6年前就曾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称为“国宝”的缝纫机大王。今年年初，邱继宝执掌的飞跃集团资金链就已非常紧张，但在3月份北京召开的“两会”期间，他还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出现，大谈“自主创新”。5月份飞跃可能破产的消息传出后，坊间大惊。然而，各级政府部门都乐于伸出援手，从椒江区政府到台州市政府，再到浙江省政府甚至商务部，均非常“踊跃”。

第四种类型的代表性企业家是无锡尚德掌门人施正荣和江西赛维掌门人彭小峰，为了引入太阳能产业，江苏无锡政府和江西新余市政府分别对施彭二人的进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无锡市政府敦促国资入股给尚德成长以关键推力，上市前又责成国资悉数退出以防牵制其将来发展，而当尚德和赛维走向正轨时，政商边界相对分明，这也是两家太阳能旗舰企业迅速腾飞的关键原因之一。

不过，就算企业做得足够大，大多数中国富豪都认为，低调总没有错，而且低调并不等于示弱。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黄光裕十年间三次成为“中国首富”，但他始终毫不张扬。

愿意作乌龟而不愿作鲇鱼，中国富豪的这一脾性与中国特殊的政经环境有关；做一只快乐的鲇鱼，要冲突的樊篱实在太多了

他们的成熟与未来

财富社会的主角并不单独属于富豪这一群体，普通民众的见闻感受是社会财富观变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十年富豪榜和十年间上榜的逾千名富豪，他们五彩斑斓的经历为人们创业和处世态度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蓝本。

当史玉柱几度沉浮，从卖汉卡到卖脑白金，再到以网游公司掌门人的身份在纽交所成功上市，人们看到了“巨人”的坚韧。同样，当不少企业家在政商关系上一筹莫展或是遭遇滑铁卢时，万通掌门人冯仑“择高处立”“同心同德，予以不取”的建议让人醍醐灌顶。　。。

附：中国首富十年变迁（5）

然而，民众不是电视观众，他们要精神激励，更希望自己的荷包鼓囊。他们常以底层平民甚至以穷人的身份率性地表达着自己对富人们的艳羡、嫉妒，在很多时候，这种情绪对富豪们形成了一种鞭策。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玖龙纸业的掌门人张茵。当她以270亿元财富成为2006年中国首富时，她感到浑身不自在，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人们开始紧盯着她的行踪、她的工厂，直到今年4月，香港民间团体一项名为　“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将玖龙列入了“内地血汗工厂”的黑名单中，张茵大怒，称这一组织为“无良组织”，遂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张茵最后“软了”下来，承认自己的企业有不完善之处；尽管张茵觉得自己有些委屈，但公众的力量正在于此，他许多时候鞭策你以一种开放而非排斥的心态面对质疑。

《从优秀到卓越》一书的作者、美国管理大师吉姆·柯林斯曾说，一家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卓越；但柯林斯又强调“不但要卓越企业，更要卓越社会”。

当然大众有时会表现得过于苛刻。史玉柱曾委婉地批评大众的不够宽容：“社会对我的要求要比对陈天桥、丁磊要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中国人骨子里是成王败寇的思维……做了希望小学，我不敢说，说了媒体会骂我，投资华夏银行赚钱，也是我的错，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说我投机。”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连同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他们与欧美的变迁和欧美富豪的财富观、管理理念、社会责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仍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产业的集中点在房地产，而欧美国家已经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在欧美国家，个人英雄创业的年代已经过去，品牌时代深入人心，而中国企业和大众对品牌重要性的整体认知度较低……

十年间中国富豪做慈善虽有长足的进展，比如余彭年、黄如论等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