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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全部。在光鲜亮丽的外表和优雅闲适的举止背后，中产阶层同样有着并不轻松的一面。特别是当我们注意到有关中产阶层消费的研究与炒作大多是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业已成熟的中产阶层的机械翻版的话，那么对于我国当代新生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就不应该简单地沿用类似的理解方式。中国当代城市中产阶层是正在形成与发展中的第一代，他们许多人可能刚刚从艰难与困顿中走出来，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是否也秉承了这种理想模式或者说因为具体的成长环境不同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呢？他们是否具有经济学家所期望的“消费激情”呢？他们是否形成了明显的阶层消费行为并与其他阶层形成明显的对比？通过此次对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中产阶层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的调查，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与传统的有关中产阶层的消费论述有了一定的出入，而且具有了新的时代与社会特征。

从阶层消费的视角，我们对中产与非中产的消费结构、消费取向、房车消费、人际交往消费、休闲消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对于阶层消费之间的消费异同，通常会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片面夸大阶层消费之间的差异，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大相径庭，日常生活中报刊媒介在不断宣扬这种差异所导致的鸿沟。理论界，以福塞尔的《格调》与布迪厄的《区隔》为典型，把阶层之间的消费分化描述到细致入微，以至于消费者的行为甚至可以作为阶层的标志；另一种，由于不同阶层之间消费的共通性，人们有时常常会忽略阶层消费的差异，这一点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众消费”，认为现代大众消费带来了自由与民主，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与服务。事实上，通过我们的调查可以发现，就我国社会目前的现实来看，这两种看法多少都有些偏颇。中产与非中产消费方面的比较显示：一方面，阶层之间的消费分化已经足够明显，以致在很多方面形成显著性差异；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城市的社会阶层分化还正在进行中，这种分化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彻底，以至于没有任何关联。即我们看到的是分化中的关联与关联中的分化，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脱离具体现实。在比较阶层之间的差异时我们使用的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抽象，这是一种基于整体的分析，这样的比较反映的是一种分化趋势，但并没有否认个体差异与关联的存在。自然也会出现中产中的非中产消费个体或者非中产中的中产消费个体，但这样的个体总是不能代表整体的。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很多，如年龄、性别、婚姻、城市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或者左右着消费者行为，他们同阶层一样是消费分化的影响因素。在比较研究中，虽然没有涉及这些因素，但并不等于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同样把收入、职业、教育等构成新中产阶层的主要影响因素抽象出来，也不是否认这些因素的关联。就本研究而言，年龄、性别、婚姻等自然也对消费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相对于与阶层相关的收入、职业、教育而言对消费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而且本研究的旨趣也不在于此。因此对阶层消费或者阶层对消费的影响的突显与这些因素的存在并不构成矛盾。

本研究中选择的主要方法及相关资料如下：其一，问卷调查法。所用资料源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产阶层研究小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主要取自调查的第一部分尤其是有关消费行为的部分调查。其二，个案法。运用这一解剖麻雀的方法，笔者深入考察了深圳市和广州市的两个中产阶层社区——Y村与J花园，前者是位于深圳福田区中心的以深圳市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为主的“文化社区”，后者是距离广州市中心——天河不远的时尚小区，业主以所谓的企业白领居多。这是两个以我们的标准无论如何都可以当之无愧的中产阶层社区。其三，参与观察与访谈法。主要基于2003年1月～2004年1月在两地展开的一系列田野工作。其中包括初次资料搜集、实地访谈与回访。作者尽可能地参与和观察了中产阶层生活，除随机、偶然的访谈外，作者进行的正式安排的正规面谈达30多次。详实的考察内容包括参加中产阶层喜爱的购物、休闲活动，深入中产阶层工作和经常出入的场所，对中产阶层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等。参与观察与访谈主要是在广州与深圳两地进行。广州、深圳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早和较快的城市，其中产阶层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研究中还使用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产阶层研究小组其他成员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四个城市的相关合作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