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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春天，差一个月才满任期的吴挂冠而去，辞职回家了。

2005年4月中旬，吴对我说：“我没有办法处理好‘两委’的关系，也难以顶住各种势力的压力，太累，太累。”

吴锡铭当选后第三天，就在他的办公室墙上张贴了一张粉色纸的《受职宣言书》：村务将依法一律公开；听取镇政府合法、合理、正确的指导意见；让本村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自学过民主代议制的吴说：“薄薄一张纸，写上了承诺，就有千斤重。”他解释道理：“我在罢免风波的背景下胜出的，太多的眼睛盯着我，只有干好，没有退路。”

新村委会组阁不久，吴经由村民代表大会的法定程序，烧了“八把火”：核发上届村委会拖延已久的土地承包使用证；落实修路时应补偿的宅基地；开办五金标准件市场；解决全村村民吃自来水问题……

吴虽然只读过五年书，却在自学中成为一个法律素养甚高的人，一个有着宪政意识的村官。他特别看重村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就连开会通知，都是参照法院的文书统一印制的。上有统一的编号，分为通知正文和存根联。每次开会前，都由村委会派专人，连同会议议程，送到每个代表手上，并由代表在存根联上签收，一撕两半，代表与村委会各持半边，作为凭证。

吴说，村民代表大会“一号公告”贴遍全村后，他这个法人代表，就要领着三个村委会委员四处跑腿。每件事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办下来的。接着村民代表大会“二号”、“三号”公告又出台了。公告往全村一贴，就由不得你不去完成。

做事，不仅要勤快，还要公开，不能像前任那样暗箱操作。吴规定，村务公开栏3个月公开一次账目。不仅仅大项收支要公开，一笔一笔的小费用，也要事无巨细一一张榜于天下。人民日报记者崔士鑫曾在公开栏中看到诸如“笔筒：28元”、“账本夹：10元”、“中华烟3包：93元”等明细。吴锡铭说，“村里有客人来，也要买烟。但是公开了，群众就没人提意见。我们只有一个原则，公开栏里不能有‘其他’。什么是‘其他’？说不清楚，就是有问题。”

吴不是传统政治势力确认的乡村权威，他要得到官方的认可，除了民主的选票，还需要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威的认可。所以，他对“镇政府合法、合理、正确的指导意见”丝毫不敢怠慢。履新两个月后，村里一名计划外怀孕的妇女，突然消失。吴锡铭和“属下”整整搜了一个多月，找到了这个超生游击队员，而后找她父母兄弟姐妹，苦口婆心，“终于把她的思想做通”。

但吴对镇里的意见也不是无原则地言听计从，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之所以当选村委会主任，仰赖的是自下而上的自治精神，而非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履职不到一个月，他开始讨论村会计的人选。前任会计由于审计报告中暴露出的经济问题，被梧田镇纪委开除党籍，被区人大罢免了人大代表职务。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继续当会计。如何遴选新会计？吴锡铭宣称这个问题应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镇里有人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会计应当由组织定，换句话说，应该由村支部和村委会确定。

吴固执己见。他在村里贴出公告，凡本村村民，年龄在20—35岁，已考取会计证书或已持证上岗的，都可以报名。最后筛选出两名候选人，由村民代表投票。最后，一名普通村民的女儿被选上了。崔士鑫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道：“公开招聘村会计，在温州还是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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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8）

据悉，镇里对这一做法起初很有意见，但最后还是默许了。镇里对寮东村新村委会运行一年的政绩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以前的“上访村”，没有一人上访了。

但是，镇政府的满意，并不表明吴满意。他在现实中处处感到村支部的掣肘。吴锡铭递给我一份200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第九版上的文章说，吴上任快一年了，却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这倒不是因为村里不发放，而是因为村委会和党支部就干部脱产问题，一直没有协调好。

村委会组织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得很明白：村民会议有权决定“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依据这个条款，组阁后的新村委会召集了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对哪些干部可以脱产领工资进行表决。村支部有两个委员，是“潘义汉时代”的阁僚。愤怒于“潘义汉时代”的腐败与混乱，其中一个支委被表决为不同意脱产。

吴锡铭和村委会人员坚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