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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爪舅舅：“国军。”

我：“我知道是国军，国军的哪一部分？”

花爪舅舅：“班长叫个李狗剩，排长叫个闫之栋。”

我：“再往上呢？”

花爪舅舅：“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我事后查了查资料，当时占据洛阳一带的国民党部队，隶属胡宗南。我问：“被抓壮丁后干什么去了？”

花爪舅舅：“当时就上了中条山，派到了前线。日本人的迫击炮，‘啾啾’地在头上飞。打仗头一天，班副和两个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当晚就开溜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

我：“是呀，大敌当前，民族矛盾，别的弟兄牺牲了，你开溜了，是不大像话，该后悔。”花爪舅舅瞪我一眼：“我不是后悔这个。”

我一愣：“那你后悔什么？”

花爪舅舅：“当初不开溜，后来跑到台湾，现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犟驴，抓壮丁比我还晚两年，后来到了台湾，现在成了台胞，去年回来了，带着小老婆，戴着金壳手表，镶着大金牙，县长都用小轿车接他，是玩的不是？这不能怪别的，只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年轻不懂事。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只知道活命了。”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现在后悔是对的，当初逃跑也是对的。你想，一九四三年，离抗日战争结束还有两年，以后解放战争还有五年，谁也难保证你在诸多的战斗中不像你们班副一样被打死。当然，如果不打死，就像犟驴一样成了台胞；如果万一打死，不连现在也没有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那倒是，子弹没长眼睛；我就是这个命，咱没当台胞那个命。”

我说：“你虽然没当台胞，但在咱们这边，你也当了支书，总起说混得还算不错。”

花爪舅舅立即来了精神：“那倒是，支书我一口气当了二十四年！”

但马上又颓然叹口气：“但是十个支书，加起来也不顶一个台胞呀。现在又下了台，县长认咱是谁呀。”

我安慰他：“认识县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犟驴吗？舅舅，咱们不说犟驴了，咱们说说，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当初是怎么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许多亲身经历。”

一说到正题，花爪舅舅的态度倒是变得无所谓，叙述得也简单和枯燥了。两手相互抓着说：“逃荒就逃荒呗。”

我：“怎么逃荒，荒怎么逃法？”

他：“俺爹推着独轮车，俺二大爷挑着箩筐，独轮车上装些锅碗瓢盆，箩筐里挑些小孩。路上拉棍要饭，吃树皮，吃杂草。后来到了洛阳，我就被抓了兵。”

我不禁埋怨：“你也说得太简单了，路上就没有什么现在还记得的事情？”

他眨眨眼：“记得路边躺着睡觉特冷，半夜就冻醒了。见俺爹俺娘还在睡，也不敢说话。”

我：“后来怎么抓的兵？”

他：“洛阳有天主教办的粥场，我去挤着打粥，回来路上，就被抓了兵。”

我：“抓兵俺三姥爷三姥娘知道不？”

他摇摇头：“他们哪里知道？认为我被人拐跑了。再见面就是几年之后了。”

我点点头。又问：“你被抓兵他们怎么办？”

他：“几年后我才听俺娘说，他们扒火车去陕西。扒火车时，俺爹差点让火车轧着。”

我：“俺二姥娘家一股呢？”

他：“你二姥爷家扒火车时，扒着扒着，火车就开了，把个没扒上来的小妹妹———你该叫小姨，也给弄失散了，直到现在没找见。”

我点点头。又问：“路上死人多吗？”

他：“怎么不多，到处是坟包，到处是死人。扒火车还轧死许多。”

我：“咱家没有饿死的？”

他：“怎么没有饿死的，你二姥爷，你三妗，不都是饿死在道儿上？”

我：“就没有一些细节？”

这时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烦了，愤怒地瞪我一眼：

“人家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

说完，丢下我，独自蹶蹶地走了，把我扔在一片尴尬之中。这时我才觉得朋友把我打发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他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何况这疤疖也结得太厚，被岁月和灰尘风干成了盔甲，搬动它像搬动大山一样艰难费劲。没有风，太阳直射在一大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