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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提供的有限资源里，王錱分去了一部分，曾国藩的后勤补给减少了。军饷不再按时发给，领取武器弹药也备受刁难，曾国藩及其所部陷入困境。日复一日，会党越剿越少，曾国藩的部队在全省防务上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额外的军饷没有来源，扩军之说等于空谈。他的部队无法扩充，那么届时代表湖南出境攻打太平军的人，必然是人多钱足的王錱，而不会是兵单饷绌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探知此中关节后，大为恼怒。可是，无名火终归是无名火，只能自己憋着。唯一可行的，无非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把王錱从政敌们的阵营里争取过来。

于是，曾国藩给王錱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率领所部归附。但是，王錱只想着要率领军队为阵亡的同学报仇，却不体会曾国藩的隐衷。他连信也不回，忽略了曾国藩的忠告。

曾国藩见王錱无动于衷，便分别给巡抚、布政使和长沙知府写信，要求他们只让王錱统带两千人，作为先锋，而不能让他统带三千四百人。他还劝说官府让王錱裁减超出计划的兵员。他又给一些乡绅写信，阐述这层意思。但是，曾国藩的这些努力收效甚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853年，咸丰三年（24）

骆秉章说，造反的军队行踪来往不定，本省仍然需要严加防范，令王錱将所部留在长沙，暂缓裁撤，认真训练。

从此以后，王錱的乡勇就成为骆秉章节制的部队，独立于曾国藩的湘军体系之外了。

由于曾国藩和王錱的矛盾，湘军的这次扩军，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然而，就在曾国藩为扩军而犯愁的的时候，否极泰来。太平军西征取得的节节胜利，又给了他一个扩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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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从9月份开始，沿长江向湖北进军。时逢清廷将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接替病死的李僡。文宗任命六十一岁的江苏人吴文镕为湖广总督。吴文镕还没有到任，张亮基得知太平军已经杀来，便派同知劳光泰率领炮船扼守田家镇，又派武昌道徐丰玉总理防务，汉黄道张汝瀛为副手，一起率部防堵太平军，编造巨筏，横在江面，拦截太平军的船队。

张亮基要走了，跟随他到湖北的左宗棠怎么办呢？从3月到9月的半年时间里，他一直主管湖北的军事。但他看到对手是已经十分强大的太平天国，而清军只能干瞪眼看着，近乎灰心丧气。

在这期间，他给老师贺熙龄的次子贺仲肃写了一封信，感叹清廷的封疆大吏，虽然身负征讨太平军的责任，却没有过人的才干，满清的江山，恐怕是保不住了。

左宗棠空负一身本领，却始终找不到够他表演的舞台。他现在的平台是张亮基提供的，他对这位代理总督已经是感激不尽了，他写信给女婿说，张亮基“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

但张亮基也不过一省之长，顶多把一省的军事交给左宗棠办理，而且清廷还把张亮基调来调去，左宗棠跟着张亮基跑，“劳累难堪”，却难以干出一番大事。左宗棠的意思很明显，朝廷只有将他和江忠源这样的干才委任为大帅，赋予他们足够的军权，清军才有打败太平天国的可能。

当然，这只是左宗棠的一厢情愿。且不说他出身低微，长沙之战也就得到一个知县的头衔，就算他是曾国藩那样的二品大员，清廷又怎么会放心让这些汉人去大展拳脚？

9月13日，清廷给张亮基的调令发下来了。趁着这个机会，左宗棠决定离开张亮基的幕府。

有人说左宗棠太狂妄。尽管清廷的文武官员多数昏庸无能，不是还有曾国藩这样能干的大员么？

但是，左宗棠当时确实还看不出曾国藩在军事上会有什么作为。尽管曾国藩当时已奉旨帮办团练，但是湘军还处在艰难的创办阶段，恐怕连曾国藩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团练究竟会办成什么样子。何况，曾国藩以前是个京官，一直享有文名，于军事一途，却是个门外汉。在左宗棠眼里，曾国藩“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由此可见，左宗棠对曾国藩在军事方面的能力是心存疑虑的。

总之，左宗棠在此时已经对清廷绝望。他于10月6日从武昌出发，当月24日回到湘阴，打算做一辈子的“湘上农人”。

再说江忠源。南昌解围之后，他非常担心九江的安危。他认为九江是扼守长江上游的关键，打算抄小路前往驻守。他于10月1日率领杂牌军赴援九江，郭嵩焘与他同行。

但是，江忠源所部还没赶到，太平军已经占据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