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第2/4 页)

目的是使他早日提出辞职。

但黎元洪并没有表示要辞职，而只是说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黎在出走前叫秘书刘远驹将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又将大总统印信大小十五颗，交其如夫人危氏，并令公府秘书瞿瀛，随之携行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等诸事办理完毕后，黎元洪于6月13日下午1时许，在美国顾问福开森、辛博生等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等十余人，及卫队四十余名，乘专车离京赴津。

黎元洪离京后，院秘书长张廷谔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阻拦火车加以搜查。

王承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即率警务处长杨以德和军警多人，乘车到杨村站，声称迎接黎元洪总统。车开到后，杨派军警把守车门，王承斌到黎的坐席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元洪回答说，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即两眼露出凶光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忿怒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了一声：“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去的好。”黎赌气不答。这时火车早已开动，仍在运行。等到火车到了天津新站，王即命将火车头摘去不准开行，并派军警千余人，严密包围，禁止下车，催交印信。黎的儿子黎绍基前来迎接，也被阻不能上火车。黎元洪即叫李博森下车到电报局发电通告全国，本人已失却自由，并往英、美两国领事署请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一时气忿不过，曾开手枪自杀，被福开森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直到晚上十点，黎被逼得不得已了，才告以实情说，印信交瞿瀛秘书，随其妻在法国医院，并未出京。黎元洪最后又被逼下车，打电话告瞿秘书及其夫人将印信交与国会。十四日，其夫人危氏始将印信交出。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证实后，又上车，拿出代拟的一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分别要求黎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令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声明临行时所发命令无效，逼黎签字，声言若不签名，羁禁车内，永不放行。黎签字后，始被放回宅。黎回家后，即发表通电，宣告被逼交印情形，并声明被迫所签名之文件无效。至此时，黎元洪在直系的怂涌下再任总统，又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狼狈出京，时间正好是一年。曹锟为了搬走黎元洪这座自己请来的大山，甘费那么多的周折，劳那么多的神，而黎元洪为了当总统平白地受了这么多的折磨与难堪。他们可真算得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大山搬走了，曹锟本可以一步登“天”了，但为了表示自己当总统的合法性，又玩弄一套“依法”选举大总统的把戏。直系担心曹锟不能当选，所以一方面用钱贿赂议员，另一方面把原来的“先宪后选”程序改为“先选后宪”。贿赂方面规定，在京出席宪法会议的有出席费，出席常会的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六百元到手，而不出席的在沪的议员每月只有三百元。由于差额大，所以吸引大批议员络绎进京。这样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八月二十四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一百元，自二十七日实行。到九月二日，选举总统的票价虽已规定每张五千元，但保定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而议员则担心投票后保定派不付款，所以保定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为了预测出席人数，吴景濂于九月八日召开选举总统预备会，由于与议员们所要求的条件有距离，会没开成。十日又开，人数仍不足，吴景濂即命秘书冒议员名签到，并虚报出席人数，预备会得以开成。出席议员，会后给五百元出席费。十二日先开总统选举会一次，因票价问题未解决。故出席人数仅四百二十二人，距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之五百八十一人，尚差一百五十九人。票价问题经过二十多天的商讨定下来后，于十月一日才开始填发五千元的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舮）、孝记（王承斌字学伯）、兰记（王艈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宇洁卿）四种，分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选票问题的关键一关总算迈过去了。

十月四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五百五十一人，因此流会多次的制宪会议得以开成。吴景濂即以总统会的名义，发出通告，定于十月五日开大总统选举会。五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来回穿梭巡逻。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得通过。北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