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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出了两招：一是进一步诬陷批判“知行情”的老干部；二是密切注视会上动态，一发现有人面露不服就施加高压。为此，7月21日，康生给江青写了一绝密信，开列一串“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名单，其中71％的人是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据此，有一批老同志被排斥不能参加会议。在开会时又把所谓“二月逆流”成员分散到各组，防止他们再度联手起来反对，并在各个小组会上对他们进行轮番围攻，逐个批判，会议的气氛很紧张。

在这种高压之下，会议按着康生们的要求通过了这份充满着谎言的“审查报告”。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含恨离开了人世。康生们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害怕刘少奇会东山再起了

玩阴谋的老手康生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荣耀的桂冠死去了。但是，了解他的人却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他总算死了！”

是呵，作为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在生前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反而能以那么高的职位，那么耀眼的荣誉死去，对于他本人来说的确是很幸运的。他能做到这点，除了老天爷成全他让他早死之外，还与他善长宦海沉浮之术有很大的关系。

还是让他来给我们作证吧。

康生早年曾是李立三路线的狂热分子。为了获得李立三的信赖，他对党内批评李立三错误的人，总是不加分辩地加以驳斥，对着人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谁反对李立三同志第249—250页）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但保留了神学的不彻底，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这种表现当然使李立三满心欢喜了，立即把他由江苏省组织部调至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可是，一场突然而来的政治风雨使他吓出了一身冷汗。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跟着李立三倒霉了。于是，他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沉着地转向，一反吹捧李立三之常态，脸不红心不跳地大骂李立三，说：“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当面严厉斥责李立三说：“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最后还冷嘲热讽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

这一反戈一击，使他洗掉了李立三主义支持者的名声，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尔后，他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主人王明的怀抱里。先是装作满脸羞愧的样子对王明说：“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都怪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论学说。唯心，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说完，又略微停了停：“当然，给你的那两次处分，我思想上也不通。可是，李立三大权在握，我不能不服从。历史证明，你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错了。”

王明听了这一番近乎忏悔的话，也就原谅了他，宽宏大度地说：“不必过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我这个人有嘴无心，从来不计较旧怨。”以后康生又多次吹捧王明，说共产国际能把你这样有胆识而又英明果断、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选上，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高瞻远瞩。这样，中国革命就大有希望了。

过不了多久，他便被王明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

1935年，遵义会议宣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死刑。康生又想着怎样摆脱王明了。

抗日战争爆发，康生一想不能老呆国外，否则以后在党内就没有地位了。于是他到医院里会见到苏联养病的王稼祥，以探探国内的风声。一见面康生就恭维地说：“稼祥同志，你在长征途中辛苦了，毛泽东同志真了不起啊！中国有这样的英明领袖，革命胜利就有指望了！”然后又关切地说：“稼祥同志，你不要急着回国，就在这里把身体彻底养好，你是为革命立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