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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张春桥感到有点失望,眼看自己的希望就要落空了,但他又灵机—动,叫她女儿让妈妈接电话。这时张春桥已决定将错就错,以假弄真,他对老婆授以密意。从此风云突变,平地起惊雷。
第二天早上,张春桥的老婆马上改变昨天对“赤卫队”常委人员劳元一、戴定宪等人说过的“赤卫队”没有抄她的家的话,大声嚷嚷,说“赤卫队”抄了她的家。到了下午“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家”的号外,传遍整个市区,闹市处到处贴满了张家被砸的照片和张的妻子署名的《声明》。《声明》指责“赤卫队”违反公安部的法令,公然冲击我的家,并呼吁上海的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
随后康平路果然出事。“工总司”的队员乘着大卡车一队队地驶向康平路,潮水般地涌向市委。“工总司”如此慷慨听命于张春桥,完全是出于对张承认“工总司”的合法地位的报答。当时张春桥与王洪文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张春桥说:“是我张春桥在这次事件中签字支持了你们‘工总司’”
王洪文回应道:“我们‘工总司’一定知恩必报,一心一意拥护和支持您张春桥”。
“工总司”到达康平路后,在衡山饭店设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调集的人马有十几万人之多,把整个康平路围挤得个水泄不通。
张春桥又不失时机地给他的老婆打电话,说:“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还说:“对赤卫队要加强宣传攻势,瓦解他们,这样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了。”
这些话传到了“火线指挥部”,犹如点燃了火药桶。数以万计的造反派队员凌晨二点半开始向盘踞在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发动攻击,一时间“保卫张春桥”!“砸烂旧市委!”的口号响彻云霄,淹没了“赤卫队”“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双方短兵相接,棍棒碰击声,痛苦的惨叫声,撕裂的哭喊声,骤然响起。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赤卫队”投降,“工总司”占领了市委大院,砸了陈丕显、曹荻秋的家,“赤卫队”的负责人240多人被抓了起来,“工总司”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
消息传到北京张春桥那里,他一改往日严肃、寡言的情态,变得活跃、善言起来了,简直判若两人。我们从他1967年3月8日对山西太原市在京的代表说的话就可以窥见其神气的风貌:赤卫队进人康平路,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67年的元旦伴随着“工总司”的胜利而悄然来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发表文章说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全国人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看后高兴得就是用心花怒放也难以形容。因为这无异于为他实现最后目标——夺取上海市委大权提供合法的依据,他再也不必有什么顾虑了,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张春桥再也静不下心在北京呆着了。1月4日,他迫不及待地与姚文元飞赴上海,找到徐景贤等人,对他们说:“我们两个人参加你们一起”,“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然后又与徐景贤、王洪文具体策划怎样去夺权。
1月6日,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就以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市长、市委书记等几百名全市高级干部抓来批斗,宣布三项通令: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长;勒令陈丕显交待“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这次大会后,上海市委彻底地垮了下来,停止了办公,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手里了。
张春桥掌握市委大权后,开始组建造反派的政权。他把这次夺权自比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把全市的政权机构叫新上海公社。后来他了解到毛主席将要组建北京人民公社,又把“新上海公社”改为“上海人民公社”。后来毛主席把张春桥找去,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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