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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国内长途贩运了，可以开馆吸食了：清代的鸦片禁令已经全部废除了，清王朝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从此以后，鸦片这个被久困在并不严密的笼子中的怪兽，打破了并不牢靠的紧箍咒，张开了血盆大口、锋牙利爪，吞食着一切。尤其是烟馆禁令的放宽，使城市中烟馆星罗棋布，形成了一幅奇丑的风景线。烟馆遍地，为吸食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方便的场所；即使穷困的社会下层人士，购买不起一整套吸食工具，也可以跑到小烟馆，花上几文、几十文铜钱，就可以满足毒瘾。因此，烟禁一开，吸食者立即大量增多，鸦片销量大增，白银外流更巨，其社会危害也空前增加。这时，清廷中的“有识之士”又想起了许乃济的“以土抵洋”政策，企图放开国产鸦片之禁，大力发展土烟，逐步排挤、驱逐洋烟了。

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1）

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洋药畅行全国，掠取了大量白银。这时的清朝廷禁烟政策已破产，已无法奢谈禁烟，便想方设法防止白银外流，提倡弛禁鸦片种植，以土抵洋的观点便又在朝野上下，趁时而兴了。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报》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指出：“鸦片烟土为祸甚烈，然果能尽弛其禁，其有益于国也亦甚多”。其一，“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空谈，因为弛禁后的百余年，中国鸦片之祸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矣。

然而，弛禁鸦片却是当时的主要呼声。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33页）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如果外洋烟土不来，再严禁鸦片，也容易办到了。李鸿章官高权重，所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了政局，弛禁终于被清廷允许了。

罂粟虽然原产于阿拉伯，但传入中国时间很久，中国内地亦有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至此，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

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据记载，“自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纤接畛，农家习以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土烟生产的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到7万箱，已超过了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烟土的总量已是进口烟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发展。

当时，国产烟土以云贵川等地区较为著名，云南紧靠印度，接受了印度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自然、气候环境又相似，因此烟土口味、质量也较好。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焘指出：“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传至四川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其实，在咸丰、同治年间以后，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洋烟传到了清朝的18个行省，全国各地区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云南省鸦片种植有较长的历史，据传早在明末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