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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工作，我在的孙部正是一战区指挥的部队，与岳有关，不见面不好；我在孙部的情况他们可能知道，不见面也不好；我到重庆主要问题在戴笠那里，我到重庆去又要和戴笠见面，岳是戴的战区负责人，和岳见面请他能和戴先打个招呼，可能要更方便些。愈是这样，从麻痹他出发，我还非跟他见面不行。这是不能回避的，我就主动先去看他。我去是在岳住的地方，门上没有机关的牌子，？？过传达到了岳的房子，见面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只岳一人。见面中我对他只作一般的应酬，只谈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我去重庆“中训团”的事。我向他表示和孙殿英的关系很久，抗战前一直是在北京住，我告诉岳我这次是去重庆中训团受训，准备和戴笠见面，以后有些事还请岳帮忙。岳当时表示能帮忙的一定帮忙，？？也不谈过去历史，政治问题他也没有向我询问过。以后，岳到孙的办事处来看我，只是一般的谈谈。后来我请他吃一次饭，就更没有多谈什么。谈话时有可能表示我已不是共产党了。我和岳烛远还一齐到过谢质如的家里，他们两个都是军统和CC的招牌人物。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3）

1941年我从林县前方去重庆，初到洛阳时，岳烛远对我是有警惕的，对我是用了一番侦察功夫的。在洛阳遇到一件事，我认为就是军统布置的对我的侦察。新五军在洛阳的人员一般都住在瞿家屯，但在洛阳城里设有办事处，城里的办事处处长叫王松筠，他是为孙殿英贩卖大烟的心腹。我驻在瞿家屯，时常到城里办事处去。那里有很大的房子，前后院子好几重，各方面人来来往往，吃喝应酬很多。有一天我刚到那里，一进客厅坐下，就说有人要来见我，还要“面交”一封信。我就出去，有个人交了一封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信给我。这封信是干什么的？打开一看是袁晓轩约我在洛阳有空袭警报时到北大街一个十字路口见面。当时洛阳？？常有敌人飞机空袭。1937年底抗战开始以后我和袁晓轩在太行见过面。当时他在八路军总部作参议室主任，曾？？代表八路军总部到过孙殿英部队，我们见过面。按照一般情况，我是共产党，他是可能知道的，幸而抗战后是由周恩来直接指派我做敌军的打入工作的，而又采取了单线的关系，因而袁晓轩不知道我的身份，见面时也并没有组织关系。我到洛阳后也并没有和他见过面。我这次去重庆是有警惕的，等打发这个送信的人走了，当时我心里有点奇怪：组织上我跟他并没有关系，从组织关系说不应该建立这样的联系。袁是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长，我到洛阳袁可能会知道，按我们当时的身份，如果他有事需要见面，完全可以采取公开的形式到办事处见面，我们可以单独谈话，什么问题也不会有。我当时考虑，以我们公开的身份，不容许这样公开的秘密活动，不应该采取秘密的方式，特别是约我空袭警报后到大街上去见面，更容易暴露。空袭警报后大街上除军警特以外，路断人稀。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公开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是军警特注意的重要目标，我是一个着军服的高级军官，两人在十字路口见面谈话，必然引人注意，彼此身份很容易暴露。这样见面很不妥当。我就没给他回信，也没有去。隔几天又和上次一样，也是我刚到办事处，有人送信来要亲交，又是袁晓轩约我见面，还是约空袭警报后，只是地方改在城南离洛阳五六里路的洛阳名胜洛阳桥。这次我注意到，两次送信人都正好在我刚到办事处之后就来了，怎么这样巧？现在想，我在洛阳期间是有特务盯梢的。尽管郊区人烟稀少，我仍然考虑我没有跟他见面的必要，如果我跑到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出了事情也无人知晓，会搞个下落不明，这样更不妥当。所以这次我仍然没有照他的约会去见面，也没回信。过几天又来了第三封信邀约，约定的见面方式变了，以战区的名义要我到长官部去开会，约定某日某时在一战区长官部会客室或会议室。是不是信里还提出开什么会，已？？记不清楚。在一战区司令部公开见面可以，我去了。我到时已有三四位先到，其中有李锡九老先生，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有前两次约会，这次又有李锡九，我更加有了警惕了。当时还没有想到袁叛变，只考虑怕有人监视，只和李老互相打个招呼，也没有多说话，等了一刻，袁晓轩未到，我即匆匆告辞。这仍然是个圈套，约你单独一个人，你不肯见面，就约几个人，约了李锡九，我看李锡老也是糊里糊涂地见这次面。后来我被捕越狱到了解放区，才知道袁晓轩早已叛变投敌，是个叛徒，但当时组织还不知道，仍然在洛阳做八路军办事处长。才又回想起在洛阳他的三次约会肯定是岳烛远给我设下的圈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