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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我从外向内，由浅入深，猫着身子慢慢抽。抽得越来越多，我的活动空间就越大。当我的活动空间扩大到约四平方米的时候，我抽出来的枯枝就装满了一大担，至少可供母亲烧两天。我一连抽了六、七天，才使我的活动空间扩大到一间房子大。

因为这个活动空间的枯枝都让我抽光了，上层厚厚的活枝条失去支撑，就耷拉着脑袋垂下来。

下层的枯枝抽走了，使空气更加流通了，这样就促进了上层活枝的加速生长。过不了两年，下层又会出现新的枯枝和落叶。

这么大的一个绿色长城，它下面的枯枝让我抽一遍，恐怕一年还抽不完，何况它还在不断地生长呢？

母亲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早已成了习惯。她想继父家唯一的固定收入就是一年二担五斗租谷，五个人即使省着吃，也只能吃二个月，还要用钱给继父治病，还要吃营养。继父开蒙馆赚学费不是固定的，上半年学生多，收入就多，下半年学生少，收入就少，如果招不到学生，就没有一点收入。但五个人吃饭却是固定的，一日三餐，一餐也不能少。于是母亲把赵坪铺的生活习惯带来了，半年作一次“预算”：继父的收入多，就每天两稀一干，外加“瓜菜代”；如果继父的收入小，就一日三餐都是“稀”，外加“瓜菜代”。但不管生活怎么苦，不能苦病人，给继父治病和补充营养总是不变的。母亲每天都要给继父吃两个“煨鸡蛋”，每餐吃稀粥或米粉糊的时候，就用砂罐做饭给继父个人吃。

由于母亲搭配得好和高明的烹调技术，我每天都吃得津津有味。但继父的儿女不习惯，我看见他们有时把掺杂在米粉中的萝卜叶子选出去丢掉。

有一次，不知是谁把继父罐子里的饭偷吃了。母亲息事宁人，说“是自己忘记煮了”，再加米重做，才把继父骗过去了。

果然不出母亲所料，1947年下半年有三个学生，因为出不起五斗谷学费，不读了。剩下五个学生不好开班。但是离高桥屋三里路的白谷岭、新高桥却有七、八个学生愿意读，但嫌路远，不愿到高桥屋来，但愿意提供两间住房和教书的厅屋，要继父到白谷岭去办班。于是1947年七、八月间举家搬迁到白谷岭。为了减少家里一张吃饭的口，继父同意对方娶媳妇的要求，把友妹姬提前出嫁到了“菏苞头”，那时她十六虚岁。

白谷岭借住的屋不漏水了，教书是一间大正厅屋，相对来说，条件比自家好了。继父招了14个学生，但学习程度参差不齐，只有六个是初入校的蒙生，其他的八个有读过一年书的，也有读过两年书的。初入校的只读“三字经”，读一年和两年的就要选学“增广贤文”或者“论语”。那时候教书是因材施教，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点，所以工作量较前大多了。

到白谷岭以后，母亲不养猪了，但多养了一些鸡，给继父补身体。但继父的病时好时坏，母亲全心身地侍候他吃药治病和饮食起居。

不养猪了，我省得了扯猪草，柴也少烧了许多。于是我就下田捡“禾籼”（即稻穗）。

八、九月间正是农民收获水稻的季节。每天天不亮，我还睡在床上，就听到四面八方的田垅里传来“咚、咚－－咚”的打禾声，声音粗犷而沉闷，此起彼伏，有点像大年初一早上“放开门响”。这时母亲就推我起床去捡禾籼。1947年我捡禾籼捡了五、六斗谷。继父对母亲说：“星俫己这两年在我家吃了不少苦，捡禾籼的谷子归星俫已个人，让他将来回赵坪铺成家立业做本钱。”

到1948年8月，继父的病越来越重，开始吐血了。母亲要他不要招生了，于是重新搬回高桥屋自己家居住。母亲仍然全身心地侍候他治病吃药和饮食起居，直至10月去世。

继父在治病期间和办丧事，把这一年多教书积存下来的谷子和我捡禾籼的谷子都吃光、花光了。只剩下当年（48年）的二担五斗租谷还没有收上来，以及我48年捡禾籼的谷子因还没有晒出来，还没有花掉之外，其余已是家徒四壁了。

母亲把继父家的叔侄兄长请拢来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把吉桥俫已交给他的伯父抚养和监护，每年的二担五斗租谷由抚养和监护人收。等他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由他自己管理。我先年捡禾籼的谷子吃掉了，根据死者的承诺应该还我。但死者的儿子年幼无力偿还，只好暂时欠下，而今年（即48年）捡禾籼得的谷子，无论多少，应归星俫己所有，并有权自行处理。

大家对母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回赵坪铺的那天，由他两个侄儿送我们，一个帮我挑着八斗多禾籼谷，另一个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