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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问题存在着。罗兹之前从未在大陆生活过。他能说一口很好的台湾腔普通话，但是和中国体育系统没有任何接触，对这个市场的了解程度也不足以让他作出一个市场评估，更不用说为耐克提供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他只希望不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到耐克的第一天，罗兹记得一位叫玛塔·希尔（Martha　Hill）的国际运动市场部经理带他参观。他非常和蔼可亲地与自己的新同事交谈、开玩笑，为终于成为独一无二的耐克俱乐部的一员而兴奋得发抖。但当穿过麦肯罗（John　McEnroe，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的网球巨星，耐克以他的名字为总部的一座大楼命名）大厦的时候，希尔看到一个小个子、红头发的人正走在前面的走廊里。

“哦，看，那是菲尔·耐特。”她说。

罗兹抬起头看到了这个体育界最有权势的人。他盯着这个隐士一般的耐克老板——现在成了他的老板——看了好一会儿，一直到他低着头走远。

“你想去见见他吗？”希尔问。

“不，不，不，”罗兹立刻小声回答，“现在不。”

“为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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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一代传教士（3）

“因为我知道他会问我关于中国的事。”

希尔耸了耸肩，看着耐特走远而没有为他们做介绍。“能和耐特先生会面真是梦想成真，”罗兹说，“但是我肯定他离开时会说‘真是绝妙，我们雇了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白痴！’”耐克最新的传教士需要更多的信心。

罗兹来中国的时机非常好。他身处中国南方城市广州，1994年时耐克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唯一的办事处，周围一切都表明爆发性的消费正处于萌动中。广州以前是进入中国的大门，这座嘈杂的、不断向周边蔓延的城市位于珠江三角洲心脏地带，离香港只有二百四十多公里。就是在这里邓小平开始了他宏大的改革实验，到1994年，这里的经济特区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座工厂——许多是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共同投资的。勤劳的广东籍工人和来自全中国的大量移民一起，生产出了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不断增加的产品，从儿童玩具到电脑零件，还有耐克鞋。

大多数产品都供出口，但是急速涌进的工作机会和投资，也给中国人的钱包里装进了现金，很多人开始为将近半个世纪的物质匮乏寻求补偿。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投资到中国的三千亿美元中，有差不多一半是瞄准了中国消费者而不是用于出口性的生产。这个古老国度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中产阶级，十年里，东南地区飞速发展的经济，还很难被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九亿农民感受到。甚至上海也才刚刚露出一点从低迷中恢复的迹象。可是在广州，中国繁荣的中心地带，人们发疯一般地抢购冰箱和电视机，还有巨无霸汉堡和西装，而且常常夸张地把商标留在外面。这是一个奇怪的习惯，尤其在一个讲究平等的社会，但也表明人们开始产生品牌意识，这让耐克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大量农村地区快速地城市化——还有中国公众对美国事物不断增加的青睐——使中国准备好了迎接这些来自比弗顿的人。1994年初罗兹来中国时，差不多已经有八亿能够接触到电视机的中国人，准备好接受耐克形象。1994年，耐克执行经理成功得到了赞助新生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机会——这是中国第一个职业化的体育项目——他们击败了欧洲的竞争对手阿迪达斯。

但是足球不是耐克的优势所在——事实上，罗兹说有一些中国球员抱怨说公司新开发的足球鞋钉让他们的脚磨出了水泡——公司很快意识到他们标志性的运动，篮球，才是渗入中国市场最好的赌注。从市场角度讲，这项运动“偏向年轻人和城市”，受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年轻人欢迎，并且肯定会决定下一代中国消费者的品位和价值观。在中国的学校和球场上，那些衣着新潮的人很容易因为他们编成小辫的长发、松松垮垮的短裤，还有一双耐克Air球鞋而受到关注。这些孩子是很前卫的：那时超过95％的中国运动员都是穿帆布鞋，包括像王治郅和姚明这样体育系统内的专业球员，其余则经常穿着廉价的仿制品。耐克每年在中国的销售额仅仅是八百万美元，这个数字在美国还不到一天就能被超过。

但是罗兹和同事遵守着耐克的信条：“先推销一项运动，然后利润就来